煮酒论史的文章《对思维的思考：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 我看后说：“西方的优势是科学，中国的优势是文化”。这个结论纯属胡扯。
中国人不仅在科学上没有优势，文化也不存在任何优势。相反，中国在科学与文化层面，实际上完全落后于西方。西方人是拉丁字母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方式，中国人是汉字思维方式----象形思维方式，两者不在一个文化档次上。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种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与种族血统的差异无关，它们只与文化差异有关，这种文化差异，就体现在文字的差异上。
关于中国人现在的思维方式和性格是如何形成的，有一个科学实验可以解答这个谜底。这个实验就是改变姓名的实验。在前面我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汉字象形思维方式和性格，欧美人是拉丁字母思维方式和性格，其根据就是通过改变文字姓名的实验得到的科学结论。
要检验民族思维方式和性格的形成机理，姓名实验是一个重要科学线索，这个线索是可验证确实存在的，所以，它是科学有力的线索。
我在思维网自己的帖子《没必要争人类大同的语言文字》后对一位持不同意见的网友也说：检验拉丁字母和象形汉字两者孰优孰劣，还有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实验方法，就是，改变一个人的姓名进行实验。
比如，你现在有个汉字姓名，为了证明拉丁字母组成的英文姓名是否比汉字姓名更先进，你可以改一个英文格式的姓名实验上一两个月，下来后，再用另一个英文姓名做一个相同的实验...几次试验下来，看看两者对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的影响，哪种文字的姓名相对最好，哪个相对劣质，你由此就能证明，汉字与拉丁字母对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的影响、确定，哪个更具有优势了。
你不要一天到晚臆想汉字存在什么优越性。你做完英文姓名试验后，再来下结论不迟。
这位网友说：我不信你这样的人有那个财力和物力去做大规模（至少有效规模）和高显著性（至少有效显著性）的实验，所以，你不要以所谓的“做过实验”来扯谈和蒙混过关，如果你想谈认真的，公开你的实验参与人数和参与人取样数据和实验数据：结果的平均值和方差，以及概率分布是否在正态分布范围内。一、实验人数占世界总人口比例太低无效。二、参与人取样过于集中（即基本来自相似地方或相似年龄段或拥有相似的其它属性）无效。三、结果数据的概率分布在正态分布范围内无效。我提出的这些条件都是起码的正规科学实验的有效性标准，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别跟我提你实验过，全是假实验。
我说：这个实验我做过不下几千次，而且我也做过用日本姓名的实验，实验结果证明，英文姓名先进于日本姓名，日本姓名又先进于中文姓名，中国人丑陋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与汉字姓名存在的弊病有着极其重要的深刻联系。这个弊病体现在两点上：一，象形文字；二，沉重的象形文字制造的短小的姓名格式。使中国人的姓名弊病丛生，重名重姓现象严重，世界第一，姓名逻辑信息简单浅薄。这些，使民族体现出各种丑陋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包括1，愚昧、理性差；2，麻木、冷漠；3，弱智、浅薄、目光短浅；4，轻浮；5，偏执；6，自私、心胸狭窄；7，爱搬弄是非----不团结：8，自律性差；9，野蛮；10，残忍...
支持以上结论的还有很多旁证。如，拉美的黑人，印第安人，大洋洲的毛利人，以及有着欧美文字姓名的亚洲人，他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已经与欧美人相同和相似，这就可以证明，人类种族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存在差别与种族血统差别无关，它们只与文化的差别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个文化差别，就体现在文字通过文字姓名在确定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性格这一点上(无文字的原始部落群体属于有声姓名确定的自然图像思维方式和性格)。
此外，还需补充一点，我认为，中国人象形汉字思维方式落后，象形性格、人格特征又坏，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无法自己创立科学与民主思想，无法创造现代文明，且不断遭受噩运、苦难，相互内斗与屠杀，频被外族欺凌的文化根源。在新世纪，中国应该及时果断的进行两大文化改造：1，用英文英语取代落后的汉字汉语；2，用英文姓名取代落后的汉字姓名。如此对中国落后的象形文化，对中国人落后的象形思维和性格进行改造，让中国人彻底象形文化，象形思维决裂，进入升级为抽象思维、抽象性格的民族，中国才能向自己、向世界展现出光明与前途。文化先进，思维方式先进了，中国接下来的一切事情才会好办，包括宪政改革。否则，中国还会继续遭受噩运的不断袭扰，直至中国走向崩溃与分裂。这是注定的。
以上提供的是人类各种族、民族思维方式和性格形成的科学线索，虽然回复对话不系统，但这对我们初步认识这一未知领域是有帮助的。
注：新文化运动时期，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象形汉字对中国文明历史发展的迟滞性影响，所以，起来主张废除汉字。可惜，他们的先见之明并未得到普遍的共鸣与重视。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对人类文明文化为什么会存在差别，以及文字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分水岭作用认识不透所致。我曾说：人类的文明诞生于文字，文明的差别必始于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化靠的也是文字的统一，这些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语言文字确是导致人类文明文化产生差别的核心根源。
如果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实行了文字改造，废除了汉字，通用了英文英语和英文姓名，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国共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文革十年浩劫。思维方式被抽象化，被先进后的民族，是不会如象形思维的民族那样，频繁做这种相互屠杀、内斗的蠢事的。另外，文化与思维方式先进后的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凝聚力，也会大大提升，少数民族会因此趋之若鹜，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存在强烈的背中之心。
《新青年》前期的四大笔包括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钱玄同与鲁迅、陈独秀一样认为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想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1]。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煳，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2]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3]毛泽东受此影响，也提出“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吕淑湘相信中国实行拼音文字就能实现民主。
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偏激的主张。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对比。
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即汉字)为谐声(即拼音文字)”。
新青年派废除汉字的主张
陈独秀：“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鲁迅：“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胡适：“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中国人“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是“又蠢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
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吴稚晖在《新世纪》第40号上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吴玉章是汉字拉丁化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从二十世纪初就从政治上将汉字定性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吴玉章等人参加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指导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第一条原则称：“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转引自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一版，第58页)
具有中华民族骨气的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认为，“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工具之一”（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
吕叔湘：中国语文学界的“大师”和“宗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国际舆论相呼应，认为“电子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汉字行将就木”。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3月6日重申他过去的、一贯的关于汉字落后论和汉字拉丁化优越论的主张。他说：“拼音文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91页）；“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16页）；汉字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汉字“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13页）。他的结论就是汉字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参见《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34―138页）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年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一期，第71页）与汉字“行将就木”论相配合。
叶籁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叶籁士和秘书长倪海曙，则与“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和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规定《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的原则唱反调，大造《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拼音文字”（参见《语文现代化》1981年第五期，第62页、第89页）的舆论，急切地为“汉语拼音文字”“助产”。
学衡、国风派等认同汉字的观点
张其昀：“中国文字优美而合理，比较容易学习。”“文字之构想，需要简易明晰，中国文字实能兼顾此二方面。每一文字，有如一座庄严巍峨之建筑物；而予以连缀，则可运用无穷，盈天地间之事物，均可包举而无遗。”
秉志：“中国文字最适用于科学，以其既简且明，而又富于伸缩之性也。”
参考文献：
[1]钱玄同，《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
[2] 新中国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还是"拼音化"？
[3]倪海曙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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