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我借用幸存者、已故老人李秀英的话，写了《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一文，对狭隘民族主义提出批评，该文在12月13日《环球时报》刊发后，受到了“强烈反响”的待遇，刘志勤先生18日以《对日本要敢爱敢恨》一文以回应；我的博客上除了一两条“理性文章好多人读不懂”的留言外，是空前规模的恶攻：汉奸、天打雷劈之类的谩骂一片汪洋。
有必要在逻辑上厘清概念：“记住历史”是大前提、大范畴，“不要记住仇恨”是小前提、小范畴；如果单拎出“不要记住仇恨”，属于门缝里看“文”，断章取义；要记住的“历史”里，本身就包括了当年日本侵华给我们带来的国耻民辱、让我们燃起的深仇大恨。“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这是常识；“记住历史”，当然就已包括记住南京大屠杀那样惨绝人寰的悲惨事件。
那么，在70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强调“不要记住”？强调“不要记住仇恨”不等于说“不要忘记仇恨”，否则李秀英老人要把话说成是“要记住历史，要忘记仇恨”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两句话绝不能断开来看。真正读懂李秀英老人话语的人，就不难明白，“不要记住仇恨”本质上是说在今天不要燃起仇恨、煽动仇恨。如果读不懂这个本质，那么也就无法理解我的文章。记住历史，是为了将来不让悲惨的历史重演，是为了现在避免怒火中烧自焚焚他；如果只记住仇恨，悲惨历史就有重新发生的可能----这就是强调“不要记住仇恨”的本质所在。
记仇，记住仇恨，强调仇恨，强化仇恨，它的终极导向是什么？在经历燃起仇恨、煽动仇恨、膨胀仇恨之后，难道最终只会导致和平而不会导致战争吗否？当然也可能是“没事”，但是，冤冤相报、怨怨相报、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不是不可能。记住仇恨的最大危险，正是导向惨剧重演。如今一些极左愤青，已经恨不得“以牙还牙”，也到东京去扔个原子弹，或者来个“东京大屠杀”，也杀他个30万才“解气”。刘志勤先生所言“记住仇恨≠以牙还牙”当然也是一种可能，但是，不要忘了，“现在记住仇恨＝将来以牙还牙”亦是一种高危的可能。我以为，真正正确的公式是：“记住历史”≠“以牙还牙”。
一位小学老师，在其博客上发了一篇文章，一开始也说看了我的《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表示不敢苟同，但现实是很教育人的，请注意博主所写的这个活生生的细节：“在学习《圆明园的毁灭》时，一学生的回答震惊了我：‘太气愤了，我要把英国法国人给杀了，然后还要……！’天哪，仇恨的种子像一颗炸弹一样，埋在一个12岁的小学生心中，多么可怕的事情哪！”仇恨的情绪是最容易蔓延的，当仇恨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理性地想一想。
一位理性人，应该清晰地明白：“仇恨”与“惨剧”是两个概念，“惨剧”是历史的，“仇恨”是情绪的。一个不追求理性的民族，是危险的民族。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不正是这样的吗？如果非理性的血液渗透到广大百姓心中的时候，危险其实已经不远了。9月，我所在的杭州，作为2007女足世界杯的分赛场，举办了一场德国与日本女足的比赛，德国女足得到了主场般的待遇，而日本女足受尽了在场中国球迷的“嘘声”。出乎意料的是，在比赛结束后，日本女足队员仍向现场球迷拉出了写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谢谢中国”的横幅，并深鞠一躬。在这个赛场上，德国与日本女足都是赢家，而只有一个“大输家”，自己连内裤都输光了却还不知道。我不敢想2008北京奥运会，面对日本运动员出场比赛，国人会是什么表现。
我写此文的12月18日，日本“金刚”号宙斯盾舰试射海基拦截导弹成功，愤青又是一片空喊口号的泄愤。再看看“对日本要敢爱敢恨”这个提法，亦是一个愤青式的叙事方式，就是不区分历史与现实，不区别政客与百姓，不看清左翼与右翼，动辄只针对整体意义的“日本”和“日本人”表达仇恨与愤怒。这种愤青思维，一点也没有精细逻辑观，模糊一片，这恰是最危险的。所有有理性的人，都不应该轻轻巧巧地成为“小愤青”。
德国早与自己的罪恶历史决裂，这非常好。历史、现实、将来，都需要准确地看清晰。在明治维新后的７０多年里，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１４次侵略战争，其中１０次是对华战争。历史学家郭廷以曾说：“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华援助，从1979年到2004年，各种援助总额是约为1800亿元人民币。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重，小学课本就告诉学生：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我们看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我们应该培养国民什么样的忧患意识。今天，我们是应该像愤青那样，忧患“日本亡我之心不死”，还是要忧患自己下一代偏离人类普世价值的航道？日本要完成精神上的现代化，需要大道德大智慧；难道我们自己要完成精神上的现代化，就不需要大眼界大智慧吗？
对日本，发展友好与厘清历史，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朱学勤，是研究历史、研究和平的，他的3000多字长文《我们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值得认真阅读思考。尤其是这段话：“制度落差，制约民意。中日之间曾为敌国，但在制度层面，战后日本已经转轨为民主宪政，这是不争之事实。这一制度落差，以及民主社会内政府行为与民意倾向之间的差异，我们却时常遗忘。”这是深刻的洞见，遗忘历史是危险的，而遗忘现实、误判现实同样是危险的。
看清历史不难，误判现实、看错未来亦容易。新扩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什么展示这三人的名言？除了李秀英老人的“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还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众多中国平民的约翰?拉贝说：“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因为这三句话，全部都是理性而辨证的，是面向未来的。
面向未来，大势所趋。和平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仇恨导向战争，宽恕走向和平。宽恕不会改变过去，却能放大未来。对话、妥协、合作、多赢，和缓、和解、和平、和谐，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必由之路。避免悲剧重演、让永驻和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更是世时代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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