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市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突破了陈云当年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和探索，正是中国逐步摆脱传统观念、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1982年11月、12月间，陈云连续多次借用黄克诚提出的“鸟笼”之说，来解释搞活经济与国家计划之间的关系。
“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这个“笼子”，关键是大小适当，“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可以跨国跨洲”。这就是陈云著名的“鸟笼”比喻。
“‘鸟笼比喻’的提出，与当时的经济过热有很大关系。陈云希望借此纠偏，以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平衡。”党史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比喻虽然侧重点在于计划的指导作用，但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搞活经济。”
改革开放前，情况与之相反。只有国家计划而无市场调节的经济体制如同一只铁笼，将中国经济束缚得死死的。作为中共领导层中的头号经济专家，陈云当时所做的一次次努力，就是让之能有一定的自由度，为此，曾被视为“老右倾”“靠边站”。但他安之若素，初衷不改。
打赢建国初期的经济战役
1949年，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在经济战线却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民党为筹集战争经费滥印钞票，导致物价飞涨。1937年能买两头牛的100法币，到1949年连一粒米也买不到。恶性通货膨胀使得人心惶惶，民众普遍不相信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有能力稳定物价。
上海, 就是这场经济“淮海战役”的主战场。领导这场战役的正是共产党内头号经济专家、刚刚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他亲自前往上海，坐镇指挥了这场平抑物价的战斗。
据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回忆，当时陈云每天都要看三张统计表：一是上海、天津、北京、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的物价变动情况统计表；二是这些主要城市国营贸易公司的重要物资库存情况统计表；三是各地的税收收入、货币投放和财政收支情况统计表。
陈云预计，物价综合指数要比1949年7月底上升两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11月中旬，物价又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他判断时机到了。11月25日，中财委下令，同时在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等八大城市大量抛售物资。当天，上海纱布市场开市的时候，投机商争相购入，国营公司则源源不断地抛售，并且一个小时跌一次价。投机商不得不跟着抛售，市价越抛越低。当天，上海的纱布价格一下子跌了一半。
通过抓“两白一黑”（粮、棉、煤），上海的物价很快趋于稳定，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物价也随之回落。人心随之安定。
对此，当时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感叹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能稳住物价，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这是我们所料不到的。”毛泽东对陈云领导的上海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随后，陈云又着手统一财经，调整工商，让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50年3月，即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曾评价说，考虑到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着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用任何标准衡量，陈云及其同事制定的控制通货膨胀、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控制国家预算等政策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53年，中国开始进入“一五”大规模建设阶段。粮食短缺成为中央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面对八种备选方案，陈云经过反复权衡，决心采用“统购统销”（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方案。
“统购统销”是一种比较激进的硬性措施, 风险是显而易见的，陈云对此也非常清楚。他在向中央汇报这一方案时，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
“统购统销”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并且确保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通过综合平衡，陈云很好地解决了当时中国“吃饭”与“建设”的矛盾。
“三主三补”
1955年10月，为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央决定成立十人领导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
对社会主义改造，陈云始终很慎重，希望改造过程慢一点，稳妥一点。但形势逼人，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到1956年1月，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大城市和五十多个中等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面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陈云一直在思考。1956年，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他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构想，使自己一贯秉持的稳步改造论臻于成熟。即：在工商业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个构想，后来被称为“三主三补论”。
党史研究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时，它主张尊重价值规律，突破了一大二公、大一统和国家垄断的模式。这一构想当时虽然没有得到实施，但为后来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调整钢指标
1958年8月，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到11月，在农业收成和钢铁生产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使毛泽东察觉到“左”的错误，开始做出一系列纠“左”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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