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看来, 正常世界里只可能是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国家投资，绝不可能存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穷人向富人投资的道理。但恰是这样一种传统认知，如今正遭遇全面颠覆。
中国稳坐亚投行头把交椅
异乎于以往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近年来不仅“红色金融资本”流入发达地区的趋势有所加强，借由行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北京更似将以强势手法彻底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资金流向不可逆的藩篱。“中国主导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写好了讣告”，当布雷顿森林项目（Bretton Woods Projec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金融项目经理萨尔贡•尼桑发出如此论调，这或也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观感。“中国世纪”、“中国资本时代”等诸如此类的口号被国际舆论热炒多年之后，世界终于从亚投行的筹备以及章程当中真正嗅到了一丝变革的味道。
在北京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ADB）等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当中汲取经验，来设定包括机构宗旨、股本、投票权等在内的亚投行整体框架之外。无论是亚投行的具体运作模式，还是中共取道经济的外交战略，却都难以摆脱明显的“中式”印迹。当然，这绝不仅仅是因中国熟谙此一套操作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被视作，中国内在制度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外放，并与国际现行通用规则相互冲撞交融的产物。
资本领域奏响社会主义音符
6月29日，北京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亚投行57个成员国代表齐聚于此，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字仪式。回观上一次各成员国代表共赴北京，还是248天前21国共同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本次非但成员国数量翻了不止一倍，更能吸引外界关注或还在于当日签署的协定本身。这份长达43页的协定, 从宗旨、职能和成员资格到资本，再到银行业务运营，大抵延续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协议的一贯思路。亚投行背后的设计师之中，更是不乏世行退休律师利希滕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前世行资深官员林特纳（Stephen Lintner）等人。由此来观，中国确实采取了“拿来主义”，仿效战后西方来为亚投行搭建骨架。不过一些细枝末节之处，却早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烙印，使得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等西方主导下的现行国际金融机构拉开了距离。从美苏冷战到中美“资本”角逐，国际金融资本领域始终不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相较于前者以社会主义惨败而告终，后一轮较量当中，以亚投行为矛社会主义正在挽回此前丢掉的尊严。
长久以来，国际社会之于资本主义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不过拥护者和批评者们却大都同意资本主义拥有以下的特色：私营部分、私人所有权、自由企业、利润、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竞争、自我组织、市场（包括劳工市场）的存在、以及追求私人利益。与社会主义相较，资本主义的食利特性尤为突显。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经常强调，在生产工具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将能最大化经济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绝大多数的生产能力都属于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公司组织所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世界银行章程当中有着非常清楚的体现。世界银行虽标榜自己的官方目标为消除贫困，但无论是设定苛刻的标准限制准入，还是坚持规则以及议程的绝对主导权，它所进行的金融资本输出仍难以摆脱“资本家”独家游戏的固有套路。
不同于世界银行，亚投行则将自身明确定义为一个“以商业为导向的银行，不搞政治化，不应变成国家之间博弈的机构”。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那样，“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为美国量身定做的，而亚投行是一个很难得的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机构”。当前公布的亚投行章程之中，无论是中国未以任何机制化手段确保自己的“否决权”不会丧失，还是不设常设董事会、将更多权力赋予理事会，突出参加国的平等权力，抑或通过将亚投行的总投票权分为股份投票权、基本投票权以及创始成员享有的创始成员投票权3部分，其中基本投票权更是占到总投票权的12%，以确保每个参加国都享有一部分投票权利。“红色金融”出海背后，以平等、均富为重要特征，其中的社会主义色彩越发凸显。
中国式扶贫与西方“新殖民主义”
当意识形态论越发地从人们常用话语体系当中淡去，因主导国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属性差异，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已然被打上了截然不同的印记。仅需在键盘上敲敲手指便能以“信用”为杠杆撬动利益, 这样一种华尔街的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资本的贪婪与极大限度地寻求不劳而获。而在虚拟经济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吸引力远超实体经济的今天，此种思路不仅在国际金融资本领域广泛弥漫，即便是在主张于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的世界银行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世界银行凭借其国际地位，将经济专家设计的“改革药方”与受援国热切期待的“援助资金”捆绑在一起，打造所谓“知识银行”，用各种办法迫使受援国接受其一揽子解决办法。当其亘古不变始终执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意志，它也便成为了“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代言人。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条款》规定，世界银行成员国资格面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成员国开放。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行成员国，就必须首先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于上世纪70年代瓦解，但它的另外两个“产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在正常运转，且其在建立初期设定的这样一种“严苛”的准入门槛也得以保留下来。资本的本质，就是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逻辑下，对各种物质资源的调配权。而观想要从世界银行当中取得支持与帮助，唯一的办法便是绝对认可战后西方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秩序并加入其中，在此意义上这无疑是一种新型的金融强权。
与之相比，着力于为基建领提供资金支持的亚投行，不仅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华尔街所不屑的实体经济之上，其准入以及贷款条件也要相对开放许多。亚投行的成员资格不只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开放，非国家行为体亦未排除在外，可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或代其向银行提出加入申请，银行贷款或担保对象更不拘于银行成员。北京所致力的是没有特设高门槛的“扶贫”，是在世界银行等之外向他国提供真正行之有效的第二轨思路。
美国的世界银行与谁的亚投行？
从认缴股本与投票权方面的规定来看，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资本主义游戏规则之下，法律的逻辑是以保护资本、资产的利益为核心。譬如，公司法主导下整个企业中最重要的两项权力----运营管理权和利润分配权，在有控股股东的情况下，基本由主要出资者控制。在世界银行章程规定之下，这一机构则不可避免地围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旋转。
世界银行设立之初会员国认购股份的缴纳有两种，一是会员国认购的股份，先缴20%。其中2%要用黄金或美元缴纳，18%用会员国本国的货币缴纳；二则是其余80%的股份，当世行催交时，需用黄金、美元或世界银行需要的货币缴付。美元在国际流通领域的霸主地位，以及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却也因此确定下来。另外，虽然世界银行章程明确规定，采用加权投票制，且主要依据各国经济数据来决定该国家的投票权重，这一规定看似没有锁死因各国所持股份不同而造成的投票权不同，但在现实操作当中往往受限。增资问题迟迟无法提交通过，从源头掣肘了投票权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进程。自世界银行成立以来，美国认购股份最多，即便是经历了数次调整之后亦超出15%，在包括增资在内的问题均需85%以上多数投票赞成的今天，对世界银行事务与重要贷款项目的决定起着“一票否决”的作用。相比较而言, 亚投行章程当中不仅未限制以任何一种货币作为认缴股本必选，仅言“美国或其他可兑货币”均可。而就股本及投票权来观，虽然中国以30.34%的股份和26.06%的投票权获得了现实意义上的“否决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权力能够一直存续下去。亚投行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一旦美日等国放弃“矜持”加入亚投行，中国在这当中份额将迅速被稀释，从根本上杜绝了中国持续一家独大。而亚投行章程并未为中国持久掌控“否决权”提供绝对的支撑，同时也反映出了，虽然中国确对亚投行有控制的能力，但却并无控制意愿。不同于世界银行，亚投行倾向于采用中国式“协商民主”，而非西式“投票民主”。
亚投行的成立，之所以能够被外界视为可撼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举，并非其组织结构如何颠覆传统、独具创新。资本主义舞台之上，中国唱出“合作”、“互惠”的社会主义之歌才真正夺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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