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下午, 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共识网对黄炎培之子黄方毅专访时，他表示当今中国，这个“周期率”所反映和涉及的问题并未解决，离七十年前毛泽东和黄炎培都认同的克服这一周期率的答案还有相当距离，从这一角度讲，“黄炎培周期率”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世纪难题。以下为访谈原文。
1950年，第一届中国全国政协会议时，毛泽东与黄炎培、陈叔通步入会场
父亲是教育、经济、政治三重领域中的人物
问：1945年7月，您父亲同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您父亲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访问延安的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访问延安？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提出“周期率”这个问题？
答：这要从我父亲的身世说起。我的父亲黄炎培, 1878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名宅内史第。从父亲的祖父黄典谟，我的祖父黄叔才，父亲本人，到我的几个兄姐及堂兄音乐家黄自等，黄家四代人均生活于内史第。内史第建于清道光十四年，因收藏有流传于世的三块汉碑名石中的两块和一些古代书法拓片而闻名，被誉为“富甲东南藏金楼”。
但，不幸的是，父亲幼时正值国家和民族内忧外困、逐渐衰落的年代。随着国家衰败，黄家也家道中落。从小目睹内忧外患、家国不幸的他很早就有了一份责任感。1901年，父亲考入南洋公学，次年因学潮辍学返乡，又应江南乡试，考中举人。虽然中举，但父亲坚决不走仕途，立志教育救国。1902年，年仅24岁的他着手改建川沙小学，后又办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等。1903年，父亲在南汇新场演说，针砭时弊，遭清廷政府逮捕，险些杀头，后被人救出，逃亡日本。
1905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加入同盟会，一年后接替蔡元培任同盟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他与张謇、沈恩孚等人创建了江苏学务总会（江苏教育总会前身）。次年，在浦东房地产商杨斯盛资助下，父亲创办了后来名扬天下的浦东中学，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称“南浦东，北南开”。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同盟会和江苏教育总会、江苏咨议局、上海工巡捐局骨干的父亲与沪上老辈教育界名人马相伯、张謇，工商界李平书，政界赵凤昌等人奔走各方，策动江苏独立、上海起义，斡旋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后，父亲受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他全面推动教育改革，创办了几十座小学、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规定若干税收直接用于办学，为江南教育和后来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15年，父亲随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数月里巡访美国26个州52座学校，深感中国传统教育弊端，他取经回国后于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倡导“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上世纪20年代前后，他牵头或参与创办、改办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暨南大学、上海商大（今上海财大）、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大学。
父亲不仅办教育，而且重经济，重实业。中华职教社不仅系社团，不仅办学、办刊物，而且也系经济实体，设若干工厂，经营生产、开拓实业，还发行债券以融通资金。
辛亥革命后父亲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全面推进办学。为江苏教育打下底子后，终因不习官场，三年后拂袖而去。20年代初，北洋政府两次颁发通电任命他为政府教育总长，但他坚辞不就。抗战打断了父亲等一代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探索。“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父亲与史量才等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持前方抗战，之后又多次发动市民、学生、妇女上街游行宣传，倡导国货，抵制日货。父亲的事业从教育发端, 延伸到经济，又走向社会与政治，最终不愧为教育、经济、政治三重领域中的人物。
作为第三方领袖，受中共之邀赴延安考察
抗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由国民党、共产党和以社会贤达身份加入的第三方组成了国民参政会，父亲以社会贤达身份入选。不久，他即被选任参政会里重要职务----提案审查会主席。1939年参政会内外掀起第一次宪政高潮，父亲出任由三方25名参政员组成的宪政期成会召集人（另二位为张君劢、周览）。1943年第二次宪政高潮，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蒋介石为会长，父亲与国民党的孙科、王世杰为副会长兼召集人，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参加。抗战之中，父亲事实上成为第三方的主要领袖。
40年代初，父亲联合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最先发起，又联络章伯钧、沈钧儒，由张君劢为首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为首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为首的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父亲为首的职教派、梁漱溟为首的乡村教育派、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等“三党三派”，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父亲为主席。后来，父亲辞去主席职，推举张澜接替，自己仍专致于职业教育和公债劝募会工作。1945年12月，父亲为首的职教社与胡厥文为首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云集了一批企业家组建民主建国会，父亲任第一任主委至去世。
父亲赴延为请回中共，以防国共破裂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战已见到胜利曙光。国民党方面承诺“还政于民，实施宪政”。中共方面召开七大，提出“联合政府”和“和平民主新阶段”。父亲认真阅读了王若飞送来的中共七大文件，预感到国家政治生态将要发生转变。而此时，国共关系仍处于僵局，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周恩来、董必武等已返回延安。于是，恢复国共合作、将中共代表请回参政会的使命，自然地落到第三方身上。父亲作为第三方领袖，深感重任在肩。经过一系列会谈与电报往来，父亲受中共之邀赴延安考察。
1945年7月1日，父亲与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由重庆抵达延安。在机场，前来迎接的毛泽东见到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26年前就认识了！
原来，早在1919年5月，江苏教育会请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在上海讲座，父亲在会上讲演，历数传统教育弊端，毛在下边听，对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
父亲意外的发现，自己题诗、沈钧儒公子沈叔羊作画的《茅台》，居然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堂里。这幅画有着很不寻常的来历：在抗战时期, 重庆反共高潮迭起，父亲曾应沈钧儒之请，参观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有一画作，上有一瓶茅台酒，两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请父亲为画作题词。父亲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父亲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对长征危难中的中共与红军的同情流于笔端：
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二三杯。
1952年，陈毅老总专门设茅台酒宴答谢父亲，他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父亲早在30年代便读了《西行漫记》，至此次赴延安所见所闻，应当说，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经历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同情到钦佩的过程。而毛对父亲这位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样一位躬于实际、长于实践，跻身教育、经济、政治的人物，内心是敬重的。二人神交、心仪既久，这也是二人在延安窑洞之中畅怀纵论天下、对话历史的基础。
父亲说，延安“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的”
在延安，父亲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参观一家木器厂，他想起自己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的木工场。延安这家厂的产品，刨得很光，拼得紧密，与在延安各友人家里摆着的家具一样，看来不像是特地准备。父亲最忌恨弄虚作假。延安城里到处是新住房，延安已由过去的2000人扩展到现在5万人，父亲想起游历内地时见到的大群大群无家可归的人。在延安街上，父亲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似都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也没见面带烟容颓唐的人。街上没有标语，只有挂着的黑板，介绍卫生知识。给父亲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他还发现，人们对毛泽东大多是直呼其名，不称其“头衔”，一派浓浓的平等气味。
从自由到平等，几十年苦苦追求，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父亲在这里似乎找到答案，尤对比重庆城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委靡习气，父亲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然而, 60多年来，饱经世事，历尽沧桑，耳闻目睹了一个个政权、一个个政团、一个个单位、一个个个人的兴与衰，长与落，周而复始，循环更替，他常在思考：此乃人性使然？文化使然？制度使然？或兼而有之？此乃不可破解之铁律？此问题常盘桓在他心中。而面对有可能成功执掌天下的共产党领袖，他既要与其共同探讨，又要与其共同勉励----因此有了著名的“黄炎培周期率”谈话，亦称“窑洞对”----
父亲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归来》使得“周期率”被人熟知
问：“周期率”这个问题的提出后，在延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当时的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据悉，毛泽东受这场对话所感召，连夜召集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开会，予以讨论。
7月5日，父亲等人一行从延安回到重庆， 友人一一登门相问，关切延安情景。为作答众友，父母闭门谢客数日，由父亲口述，母亲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重庆等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人们争相传诵，很快被抢购一空，后来加印数次。里面所记载的“黄炎培周期率”的故事也被人熟知。《延安归来》亦改变了我家命运
但这本书却改变了我家的命运。1946年1月26日, 匪特抄袭了我们家。当时父亲在参政会开会，母亲正怀着我。民盟和中共代表对此坚决抗议，《新华日报》头版报道并发表社论讨伐当局。2月，父母率全家重返阔别九年的上海。3月25日，仅在母腹中8个月的我便早产降生，只有3斤多重。
自延安归来后，父亲与中共的交往日益频繁。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父亲到机场迎送，又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与国民党却渐行渐远。
父亲早年曾被国民政府通缉抓捕。那是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屠杀。由于父亲拒绝在职教社建国民党支部，惹恼了国民党，以“打倒学阀”名义对他通缉抓捕。50岁的父亲欲逃西伯利亚不得，躲在日本占领下的大连，幸得邵力子等人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转圜，当局最终解除通缉，返回故土上海。然而，中年的父亲内心深处却留下国民党当局迫害的阴影。
1948年，国民党拉上左舜生的青年党、张君劢的国社党等第三方的右翼势力召开伪“国大”，父亲和张澜、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等拒不参加。在当局即将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进行通缉，几万盟员生命受到威胁的关头，父亲不顾自己已70高龄，代表年迈体衰的张澜，挺身而出，带领罗隆基、叶笃义来到南京，奔走于金陵城下，凭他几十年赢得的社会声望力压当局，最后民盟代以“自行解散”，数万盟员的生命得以保全。
因为父亲的种种举动，终于被当局列于杀害名单之首。我父亲和母亲起初躲到浦东乡下，但不能摆脱。于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出走上海。当时我家弄堂口有特务日夜监守，我姨母姚荇绚带着我和二姐丁丁在上海常熟路116弄7号家里，佯装大宴宾客数日，其间父母携我大姐当当佯称去永安公司购物而逃脱，次日坐轮船赴香港，虎口逃生。然而我姨带我及二姐等，一时成为警特监视的人质，他们在弄堂里设岗，持枪紧盯我家。当局后来抓捕了我二兄黄竞武，于上海解放前数日活埋。
“周期率”被打入冷宫
五十年代初，在内务部的部务会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在向干部做报告时引用了父亲的“周期率”，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对各级政权机关都应该进行民主监督。不想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诘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责问谢老：“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一连串提问完全符合当时的逻辑，谢老猝不及防，欲加解释却也只能“守势”，也不甚合拍当时的主流语境。然而事情未到此算完, 不知是这位厅长还是什么人将此事上报中央领导，此领导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老，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这段“黄炎培周期率”对话----这段曾震惊中共，影响全国的对话。
“周期率”对话本身成为不合时宜的信息无意有意地传递给了父亲，父亲心知肚明这一变化的缘由，只能违心接受，违心宣告周期率问题已由中共解决，从此不再谈论这一题目，周期率一时淡出舞台，竟成为“不合时宜的禁区”。
只是到了文革之后，十年浩劫的现实逼迫文革中保存下来的第二代领导们反思，他们不约而同想起了“黄炎培周期率”，在老人的回忆录中回忆和引用。而深知父亲心思的文革后存留的父辈友人孙起孟、孙晓村、胡厥文等人在正式出版父亲的遗作《八十年来》时，有意识地把父亲的《延安归来》附在全书末尾，从而把父亲生前最后时刻很想对毛泽东讲而未能讲出的“周期率”对话再次端了出来，从此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为人传颂。
父亲未隐瞒观点，讲出了真话
问：您父亲在解放后坚持讲真话、做诤友，一度在毛泽东身旁扮演魏徵般的角色，可否讲讲建国后，您父亲与毛泽东的交往？
答：解放后，父亲秉持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业已建立的信任与友情，坚持讲真话。对于征粮、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及后来的统购统销等，他都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去南方视察，看见许多水乡遭填埋，遂向毛泽东反映此事。后来毛泽东亲自下令保护周庄等名胜，今日的周庄已成为公众热游的景点。
毛泽东还向父亲征求对抗美援朝的意见，父亲告诉毛泽东：“实在要出兵，就叫志愿军吧！免得与美国正式宣战。”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布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
1950年2月2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关于土改与征粮工作会上，父亲指出农村工作中高征购逼人自杀等现象，他的尖锐发言使在座的昔日“西南王”龙云闻之胆怯。龙云对旁人说：“料不到中共统治下有人敢这样说。”父亲的意见最终被部分采纳，这反映在3月1日公布的《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中。但他仍不满意，又将意见直接提给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在4月8日的颐年堂会议上大胆谏言。4月17日, 他将意见写成3,000多字长信寄给毛泽东，用词尖锐，如“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以前电影放映毛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等。之后，父亲又得到荣氏家族两家工厂倒闭等消息，他心中焦虑，于4月19日、20日两天夜里爬起来向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写信告急。父亲的信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4月26日，毛泽东约见父亲，二人交谈长达两个半小时，一一讨论父亲信中所提建议，临别时毛泽东又嘱父亲，若言有未尽之处可再提出。
4月29日，父亲按毛泽东所嘱，又写了长达44页共7000字的长信，发给毛泽东、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四人。加上之前给毛泽东一封3,000字信，给陈、薄的两封信，共计万言之多。在这封信中，继之前给毛泽东信中提出“派员下去、县干部轮训、设外县人为副县长、搞好县人民代表大会、加强监察”五条建议之后，父亲又提出五条：重审税种税率，开放生产性贷款，扩大向国外开放，农村有灾必赈，发布文告、纠正错误、宣告新措施。这十条建议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对新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权建设的意见。1950年5月30日，政务院通过夏征公粮的文件，采纳了父亲的一些看法。如果说父亲给毛泽东的前一封信涉及的是制度建设、政治体制，那么后一封信则涉及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资外商、私营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等等。这两封信反映了从事教育、经济、政治活动几十年的父亲的经济理念，实际上也是他所主张的新中国经济政策。60多年后的今天，父亲的这些思想与主张已被历史所认可，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现实。
土改之中，父亲也为一些过火行为上书毛泽东。毛泽东寄给父亲土改材料，意在批驳父亲意见，并介绍华东局负责人陈丕显与他交谈。1954年搞统购统销时，从小生长在农村的父亲也有所顾虑与保留。总之，在有关民众福祉的大事上，父亲未隐瞒观点，讲出了真话。
全家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
问：反右以后，您的一家遭受了非常的磨难，七个家人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在此段岁月中，您和您家人有着怎样的遭遇？
答：反右前的某夜，毛泽东曾召父亲和陈叔通来中南海谈话。毛泽东对民盟在整风中的表现表示反感，对其领导不满。毛泽东当场提出，要父亲回民盟去，接替当时沈钧儒所担任的民盟中央主席职（张澜于1955年病故）。父亲当即婉拒。显然，反右前夕的这场深夜谈话不是叙旧，也不仅是吹风，而是实施领袖心中的战略部署。对此，久经风雨的父亲心中清楚。但他不肯接受，不肯对老友落井下石。毛泽东此部署遭到搁浅，当然不快。不用说在党外，就是在党内，敢对毛泽东抗命不从者都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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