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从此与上海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共政治中占据极其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中共中央自成立就常驻上海，直至1933年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中共建政初年，为稳定经济，在上海所做的探索，与当前经济政策及其神似，但却让位于计划经济。文革乱世，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上海干部崛起，“上海帮”坐拥上海而望天下，1976年被粉碎。1989年政治风波后，选择的继任者又是一位上海干部江泽民。1991年为了打破改革裹足不前的僵局，又是一位上海干部朱镕基得到重用，执掌中国经济11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江、朱两人之后，上海干部第二次崛起，一度中共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中三分之一在上海工作过。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度承担起为中国改革、经济转型探路的重任。
2001年4月4日江泽民出访拉美前老搭档朱镕基为其送行
中共选择了上海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将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在青年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最初的共产主义者，在北京、上海、济南、长沙等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共产国际成立远东局，并派遣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延康）前往中国考察，在上海建立东亚书记处。同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商讨建党事宜。吴延康先前往北京拜访李大钊，后到上海拜访陈独秀，讨论建党问题。7月，中共在上海成立。
中共之所以选择上海，共产国际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吴延康赴华的使命是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作为中共上级、初期经费主要提供者的共产国际选择上海，中共选择上海也就不奇怪了。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其自由与开放，大批俄国侨民聚居法租界，都为其开展活动提供了最好的掩护，这也是中共一大选择法租界的原因。
其时，陈独秀已经于两年前辞去北大教职，携新青年杂志返回上海，无疑也为中共选择上海加了分。此外，中共秉承苏俄工人阶级政党的属性，而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聚了大量的工人，成为中共可以依靠的力量。也正是得益于上海雄厚的工人力量，中共在北伐中经过三次起义光复了上海，是中共唯一一次城市革命的胜利。
中共成立后党领导核心----中央局常驻上海，中共前六次代表大会其中三次也在上海举行。1933年因王明路线要求工人在城市四面出击暴动，上海形势恶化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上海对于中共重要，对于国民党作为钱袋子也同样中央，国共关系破裂后双方在上海演绎了一场场经典的谍战大戏，中共特科“打狗队”、陈赓、钱壮飞、李克农因此成名。
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后，上海仍是中共重要的据点，于情报之外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提升，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统战。在中共“文委”领导下，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团体相继成立，利用合法渠道宣传中共主张，动员知识青年，统战各派力量。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前往延安，中共建政前大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选择留下，源于上海的文化统战功不可没。
政府有限管控的市场经济
中共建政后，上海仍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与东北并称为两大财政支柱，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思路。
1931年至1945年日本统治时期，在东北投资100亿美元，建立起了日资垄断的军工、矿产、煤炭、电力、冶金、机电、铁路、航空、通讯等现代重工业。抗战后，虽历经国民党、苏联的“劫收”，底子仍在，中共占领东北后直接将企业接收，一举奠定国有经济的核心地位。在陈云领衔的东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导下，建立起了与国企主导相适应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
而上海及周边，自宋朝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明代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末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城市，不但是远东地区国际大都会、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据统计，民国时期中国80%的民营资本集中于此，大多是满足民生的轻工业。早在抗战时期，活跃于此地的新四军就充分运用市场手段从上海等地获取物资给养，形成了政府有限管控，兼济各方利益的经济方计。
1942-1945年，新四军第七师皖江贸易总局蔡辉就利用武装封江控粮、垄断粮油对外贸易的手段，单方面造成芜湖、南京、上海粮油短缺，价格飞涨，迫使对方以低价工业品、盐、军需品换购新四军高价粮、油、烟草等农副产品，实现年财政收入逾亿元的奇迹。
中共建政后，由新四军而来的三野、华东军政委员会，自然会延续这一取得丰硕成果的经济管理思路。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胜利后的经济路线，首要目的是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然后再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新民主主义时期，为发展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可以并存。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主导下，在政府有限管控下，各种经济平等发展，赢得了银元之战树立了人民币的信誉，调剂物资平抑物价赢得了米棉之战，恢复发展工商业。既接管了国民政府、官僚资本企业建立了国有企业，以三野快速纵队为基础筹建了国营南京汽车厂，也通过信贷支持了私营的南京中央商场、有恒面粉厂、江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水泥厂、下关电厂、永利铔厂(全国最大化肥厂)等复工生产。建国初年华东地区上交财政收入占全国的四分之三。
1953年，主导东北经济的高岗、陈云，先后出任中央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席、主任，执掌全国经济大权，计划经济体制全面推向全国，华东政府有限管控、多种经济平等发展的经济政策被打入冷宫。主导华东经济政策的邓子恢、李先念被闲置。几十年后改革开放，政府管控下的市场经济政策出炉，闲置多年的荣毅仁、经叔平被请出山发展私营经济，荣毅仁更被赋予国家副主席的荣誉职位。
“上海帮”乱世崛起
1965年初，在毛泽东授意下，江青前往上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安排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的张春桥、《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这两位笔杆子作为江青的助手。11月，在江青、张春桥授意下，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线，也拉开了上海干部“飞黄腾达”史。次年，姚文元再次发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揭开文革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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