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中共高层的权斗中放软身段，能屈能伸，识时务、知进退的周恩来一生都用这种方法与蛮不讲理的毛成功地周旋着，都是这样涉险过关，虎口逃生的。
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在天安门城楼
但因此就认为周是软柿子，是忍气吞声的软弱“小媳妇”就大错特错了。
文革爆发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中央文革集团势力崛起，林彪则一步步排挤其他“山头”，由四野系掌握军队大权，与周恩来文官政务集团三足鼎立。执政党高层三大集团中，周恩来集团树大根深，基本上不听命于林彪，象军队老帅请假这类事，也是直接报周批准，而无须由林彪点头。
另一个例子是当林彪集团崛起之时，毛泽东还要将叶剑英委以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重任。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平衡林彪集团力量对比的一个棋子。毛泽东一生最恨部下搞清一色，习惯用掺沙子和扔石头、挖墙角等手段以致于不成为“合而谋我”的局面。而能把叶剑英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来，也可以见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的地位。而叶剑英却是周恩来线上的人，是毛死后主导1976年十月“宫廷政变”的幕后推手。
当年文革“三支两军”，一九六七年开始，直到七二年结束，也就是“九一三”后一年，军队才慢慢退出。这五年，军队掌握着中国的主要权力，如果不透彻研究这五年，研究文革就是不完整的。
周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在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但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关键时刻周有一门“借力卸力”的绝技。“该出手时就出手”，周恩来主导的王关戚事件和清理“五一六”运动，以及“一打三反”杀害遇罗克、张志新等一批思想者是其典型。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
各方资料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出台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而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
由中共党的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在该运动中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包括北京的遇罗克、王佩英等人。
周恩来主导的“一打三反”运动，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造成遇罗克、张志新等大批“文革思想者”惨遭处决的全国普遍现象。
这场对国人为害甚烈，而影响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长达10余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实是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的。
文革结束，当人们控诉林彪“四人帮”杀害他们之时，不知是否刻意回避：始作俑者，周恩来也！
由于周恩来行事周全，左右逢源，且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技巧，以翩翩君子的形象示人，故很能迷惑与他接触过的人，其中包括广西造反派中人，如柳州的白鉴平，桂林的张雄飞等等，至今还在缅怀“敬爱的周总理”。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然而，在理智与务实的光鲜外表之下，周一样残酷无情。明哲保身被周运用的炉火纯青，所以他可以在“七·二五”讲话中提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周恩来那句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
尽管文革之初周恩来表扬过桂林“老多”，同情广西“4·22”（如为广西“4·22”南宁工总的熊一军平反），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在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奉旨代表中央明确表态说“‘4·22’是革命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周还严厉批评“联指”搞武斗的错误。周一句圣旨简直就是陷入绝境的广西造反派的再生父母！广西造反派绝处逢生，再得二春，真有杜甫漫卷诗书下襄阳之感。喜欲狂三字会时时浸盈内心。生命中出现这样良好的转机，是最好的自慰。但仅仅一年后的1968年“7·25”中央首长召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对广西“4·22”翻脸如翻书，一句“‘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就等同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
对于周恩来而言，在施压下与军人集团妥协抛弃广西“4·22”是一桩为达目的而出卖灵魂浮士德式交易。
亲历“7·25”接见的钱文俊（柳铁红卫兵“联战”头头），目睹了周恩来及一众中央首长对广西“4·22”翻脸如翻书的嘴脸，用了一句“神圣的卑鄙”来形容周的为人，倒是十分精准传神----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华夏文摘》增刊第388期）。
其实，专制极权政客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他们最为看重的就是形势、利益和目的。在这三点的烘托之下，他们可以退避、妥协，也可以进攻、消灭；可以放弃道德、良知，也可以放弃亲人、战友。周在文革中为了自保，不惜亲手签署自己亲生弟弟周同宇、养女孙维世、卫士长成元功逮捕令，可见其冷血残酷无情。为了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周恩来可以牺牲任何人。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说到底，这就是“政治需要”。管你有罪没罪，无辜还是不无辜，先抓起来再说。政治的残酷性，政客的冷血与无情，于此可见一斑。让无辜之人，罹无妄之灾。周恩来已习惯了在共产党这部绞肉机里的为官之道，因此，周也就是个冷血高于人性的擅于表演的政客伪君子罢了。
毛和周各取所需，分别打对自己不顺的人，也免不了有交叉被打和保护的对象，产生冲突在所难免，但是合作大于竞争。林彪看上去是很支持毛，实际是对文革很感冒的。这也是为什么毛要把他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获得文革的同盟关系，林受不了诱惑，把刘少奇打击彭德怀的教训给淡忘了，刘成为国家主席又怎么样。总之就是人的贪婪盖过了良心。毛就是没有料到周会让林出逃，对毛来说林的摔死是不幸中的大幸。这对他的威信是极大的打击，本来是可以让红卫兵毫无惊险的斗死林彪的。毛对周的愤恨表现在不久就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周就是孔子的化身。不过毛的威信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两个人的健康状况随之也被体现出来。文革中周迫害的人数远比林彪迫害的人数要多的的多。两个人加起来的量是毛的一个零头。都是一帮坏得不得了的人，“洪洞县里无好人”，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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