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政改被否之后，港府表示未来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和民生上，曾钰成认为，这个里面牵涉到几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希望一些政治争拗妨碍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但是想简单地把关注点放在经济和民生上面，事实是行不通的。
曾钰成
曾钰成表示，很多人都在说现在立法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这个现象，但这一说法比较简单。从港英政府推动政制改革开始，香港曾经长期实行且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港英政府长期实行的行政主导已经无法重现
曾钰成说，
就回归之后而言，立法会18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人数变多了。因为香港的立法机构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来组成和运作，没有太大的空间来做变化，议事规则虽也有修改，但这些修改并不能算说是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拿回归之后的立法机关与1985年的立法局相比，那么变化就非常明显了。1985年之前，立法局的全部议员都是由港督委任的，当时港督兼任立法会主席，而在立法局之内相当一部分都是官守议员，所以行政和立法之间没有什么的对立。当时行政主导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自然，因为行政机关的首长就是立法机关的首长，立法机关的全部成员都听命于港督，所以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的矛盾。
曾钰成称，从1985年开始，引进了一部分民选议员，变化就开始了。最大的变化是从《中英联合声明》发布之后到回归之前的十多年，立法局议员从全部委任改成全部民选。到回归前的两三年，行政、立法相互对立的情况已经非常的明显，所以这并不是回归之后才出现的新情况。1985年之前香港总督是老板，1991年开始我们引进了直选议员，而且老板也不再是港督，过去立法机关必然会跟行政当局合作的关系也就不再存在了。回归之前的最后两年，1995年、1996年两年，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
曾钰成指出：“回归之后，立法机构内全部都是民选议员，所谓的行政主导在回归之后根本就没有保证。
尽管现在回归18年来，支持政府的议员占多数，但并不能保证任何政府提出议案都可以在立法机关里面通过，因为一些有争议的议案，就算是支持政府的政党，也不见得一定会支持政府，因为会有下一届选举的考虑。所以香港回归之后，行政当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在立法机构没有一个可靠的、稳定的支持。所谓的行政主导消失。
曾钰称，他注意到过去内地有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基本法》已经保证了行政主导，施政这么困难，就是因为行政长官没有用好他的权力。2005年在北京，有一个《基本法》颁布15周年的研讨活动，当时一个权威专家就表示，《基本法》已经保证了行政主导，只要行政长官敢于用权、善于用权，就可以确保实施行政主导。
其实这不是行政长官有没有用好他的权力的问题，有些议案在立法机关通不过，就是通不过，连财政预算都可以通不过。2012年，就连建制派也“造反”了。财政司司长提出每一位香港居民发6,000块（1港元约合0.129美元），直接发到强积金户口里，当时建制派反对，就这形成了一种“逼宫”的形势。”
比例代表制使得一些激进力量容易进入议会
曾钰成表示，近年街头政治的一些表现方式进入香港立法会。有一些当过立法局和立法会的前辈议员，现在已经退下来了，他们都在摇头叹气，觉得把台湾那一套作风习气带过来，香港市民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他举例指，
2004年梁国雄议员开始参加立法会，一些街头抗争的手段也被带入了立法会，例如在立法会里面大声叫、展示标语等。利用议事规则来拉布，是黄毓民议员发明的，我说这是“黄毓民现象”；近年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这些行为始终都局限在个别的议员身上。香港立法会议员选举实施的是比例代表制，一些比较激进的力量被选入立法会，不会太难。如果采用的是简单多数制，那么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中间的人当选，而不是太极端的人被选举出来。
此外，立法会的气氛与整个社会的气氛有关系，当整个社会对立气氛比较严重的时候，立法会中也会比较紧张一些。曾荫权先生执政前两年至竞选连任成功的头一年，当时的社会气氛相对比较平和，立法会也反映出社会的环境。”
曾钰成同意：“香港不少的政治团体都很注意台湾政治人物的动态，以及他们打选战的做法，和在议会中的做法。其实黄毓民议员是非常了解台湾的，所以他在议会中的表现，也受台湾的影响很大。他说，“我记得很清楚，当黄毓民第一次在立法会丢香蕉之后，台湾驻香港代表跟我说，这一套我们台湾早就不用了，你们都说把台湾的坏作风带到了香港，但这其实对台湾来说并不公道。”
曾钰成说，“有市民认为我应该惩罚在议事厅肇事的议员，但是需要解释的有这么几点，作为立法会主席是没有权惩罚议员的，我跟他们一样都是选出来的。我有时命令议员离开会议厅，目的只不过是希望会议可以正常地进行下去。有的市民见到我就说，你干嘛要赶他出去呢，你应该让他在门口罚站，赶他们出去了之后他们就会去玩。
我就跟他们解释说，议员要想离开会议厅，完全是可以的，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坐在会议厅里面。第二，我没有权力罚议员在门口站。我命令某个议员离开会议厅，并不是一个惩罚，而是议事规则规定如果议员坚持违反议事规则，达到一个行为极不检点的程度，我就必须命令他离开会议厅。我并没有选择，我不能让他继续妨碍会议的进行。”
曾钰成强调：“其实，谁有权力惩罚议员呢？是选民。但是梁国雄议员进入立法会之后，第二次选举他的票数比之前更加高了，成为了新界东的票王，这就证明出起码社会上相当一部分的市民是赞同甚至支持他的行为的。我们既然是比例代表制，社会上不同意见都会有代表在这里，梁国雄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他的选民就希望他做出这些行为。有什么样的选民就会有什么样的议会。”
体制设计容易鼓励反对派不顾一切地去反对
针对反对派经常以激进的方式表达反对意见，曾钰成主席表示：“现在事实上，建制派占了议会的多数，政府的议案是简单多数通过，若对政府议案进行表决，建制派全部支持就一定会通过。对于反对派来说，在表决上的影响力小过建制派，所以只能靠在辩论时争取公众听到他们的声音、支持他们的主张，这也是我们当前政治环境的一个后果。
因为在现在的体制设计当中，反对派是永远的反对派。在其他的地方，现在的反对派可能在下一届大选之后上台，所以一些在野的反对派不能把话说得太尽，因为一旦他上台之后，很多话不可能收回。比如，你说你在野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派钱？那么你上台之后能不能够继续做到这一点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反对派就会理性地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思考。”
曾钰成指出：“香港的反对派在可见的将来，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上台当家，所以他们的顾虑就会少很多，而且他们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就变得非常激进。拿预算案做例子，都知道如果预算案通过不了，会有很多问题，甚至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危机，反对派当然也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知道建制派占了多数，表决一定会通过；即便全部反对派都投反对票，预算案也会通过，所以他们都不怕投反对票，用投反对票的行为来表达对预算案的不满并吸引公众的关注。另外，建制派虽然很多时候对于预算案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不敢投反对票，因为建制派议员知道一投反对票的话，这预算案一旦过不了，他们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
希望专注经济和民生并不容易实现
针对政改被反对派联手否决之后，港府表示未来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和民生上，但是曾钰成主席认为：“这个里面牵涉到几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尽管特区政府也好，市民当中很多人也好，不希望一些政治争拗妨碍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但是想简单地把关注点放在经济和民生上面，事实是行不通的。
曾钰成指出，第一，一般来讲，就算是民生和经济问题，很多时候都会遇到政治方面的阻力。比如房屋问题，大家都知道房屋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增加供应，但是去哪里找地呢？因为香港基本上没有完全没有开发的地，郊野公园中有，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会引起一些保育人士的反对。开发一片地，无论是重建，还是在原来的空地上面起楼，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就一定会反对。就是说，尽管是民生和经济问题，但很难完全避免政治化。
如果一个政府的政治能量不够，是做不成这些事情的。你要解决公费医疗问题，那就要解决融资的问题；环保方面的问题也是这样，也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所以，如果反对派每天都在找机会与政府对着干的话，稍有争议的政策都不能推行。
第二，是一个更加大的问题。例如高铁、港珠澳大桥这类比较庞大的工程，会牵涉比较多的问题，这个平衡怎么样把握就很困难，工程难度很大，沿线受影响的人都不少，现在工程延期、超支、一地两检问题没有解决，反对派就指责建制派说当初没有把好关。一个庞大的工程，对环境完全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是会有争议的问题。当整个社会有些对立存在、共识不太容易形成的时候，这些议题用司法覆核来拖慢，只是一个手段的问题。因为途径在这里，很难避免有些人去利用它。
举个有趣的例子：在2000年前后，立法会有一个团去美国访问，我们去到三藩市和他的市长聊天。有一个议员就说现在香港的效率越来越低，如果我们现在要修一条公路，从政府确定要修到真的开工要花费6年时间，因为这期间你要做很多的谘询。三藩市市长说，6年，你们还不够民主，我们起码要9年哦！我从美国回来之后与美国驻港总领事聊起这件事情，说你们的三藩市市长最少要9年才能开始修一条公路，总领事就回答我说这其实是吹牛，我们最少要12年。
曾钰成说，其实港英年代，有谁需要真正地听很多民意呢？当时大家也不会有什么要求进行公众咨询。所以那时的效率才这么高。但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情况了。”
很担心大家会对解决社会民生矛盾失去耐性
当被问及政改被反对派否决之后，对未来的政局走势有怎样的预期。曾钰成说：“第一，我当然觉得很失望。我并不相信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我们的管治问题就全部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此次政改获得通过，一些管治问题就可以着手去解决。你问我这18年立法会有最大的变化，其实我们整个的体制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现在基本法第四章写香港政治体制，是1980年代中期写的，除了行政长官不是由宗主国委任派来、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是很大变化，其他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套。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以及市民对政府施政的透明度以及参与政策制定的要求比以往高很多，整个旧有的制度没有适应到现在的情况。
很多问题都需要研究怎样去改进，包括行政立法关系、问责制，甚至行政会议的组成和职能，其实都是拖拖拉拉没有深入研究的。我一直都希望普选问题解决之后，大家可以着手去处理其他管治方面的问题。但是政改被否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
对于这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如何展望呢？主观上，特区政府和市民可能都希望，政改既然被否，那就把关注点放在经济和民生上面，但事实是行不通的。如果可以的话，过去那么多年都不是经常讨论政改的，那为什么民生问题都解决不了？管治方面确实存在并没解决的问题。
曾钰成称，过去几年，大家都有个希望，认为过几年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但现在政改方案被反对派否决，很多问题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解决。现在大家都认为管治上的问题、以及管治低效而造成的社会民生矛盾，都没有希望改进，大家会更加失去耐性，这是我很担心的。”
各方都应该理性地总结政改的经验
曾钰成指出，“再进一步，就是一国两制，怎么样继续发展。现在回归18年了，一国两制整体来讲是成功的，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维持了，大家对一国两制本身的信心也提高了，外国政府都承认这一政策是成功的。
但是，第一，实现普选是一国两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已经写入了《基本法》，但此次依据《基本法》设计的政改方案却被反对派否决了。此次政争，难免会引起大家一个疑问，就是普选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呢，真的要到2047年吗？第二，2047的问题现在就已经开始浮现了，当初邓小平提出50年不变的时候，有人问50年之后怎么样呢？邓小平说，50年之后就更加不用变了。得到这答案之后，大家觉得不用再问了，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由1982/1983年中英谈判，到90年《基本法》颁布，展望到2047年乃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事情，哪里想得那么远呢？
但现在眨眼间回归已经18年了，超过50年的三分之一了。政改方案被否决，2017年将会按照以往的方法产生行政长官，起码用多一届。到那一届结束的时候就是2022年，50年不变刚刚过了一半。
曾钰成说，“我早前和一些内地学者谈，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也在想要不要修改《基本法》，思考2047年香港到底要怎么样。很可惜，现在政改一停步，一国两制要怎么发展？然后怎样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基础上，去展望2047？就变得多了障碍。
我希望各方面，包括中央政府、反对派、香港市民，都理性地总结政改的经验，大家找到一条路，让一国两制回到比较顺利的路上。”
反对派议员与中央政府官员的接触应该正常化
就过去20个月的政改争议，有哪些地方应该去总结一下？曾钰成分析：“中央政府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看香港的反对派？如果纯粹将反对派看成是一个阻力，政改被否决后，得到结论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中央政府拿出来的东西，反对派一定反对；反对派要求的东西，中央也绝对给不了。如果这样，问题就很大。因为《基本法》附件一规定政改方案必须经由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支持通过。要想推进政改，想令到反对派在立法会中的议席少于三分之一，是很难实现的。
从一国两制的角度来考虑，也不应该朝这个方向推动。因为反对派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支持，这次反对派联手否决方案，在社会上也有一部分市民支持他们。当然，更多的人支持政改通过。从开始我就很希望能够通过政改，但到了后期，我也明白，如果勉强过了方案也不能带来社会稳定。所以，我希望中央总结政改是反过来看，既然政改方案要通过，起码需要反对派一部分人支持的话，就应该深入思考未来怎么样建立和反对派沟通的途径，争取和一部分反对派形成共识。”
曾钰成说，“大家从一开始就明白，要争取方案通过有两种不同办法。一是争取大部分反对派都接受，第二种是不管多数反对派，想办法撬几票超过三分之二。一开始我就认为，撬几票是不通的，因为当大部分反对派反对的时候，方案怎么去顺利执行呢？
特首梁振英也批评反对派误判了中央底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将来就要早点沟通接触。我希望香港立法会议员和中央政府官员的接触能够成为正常的状态，香港有些人觉得，反对派议员和中央接触就是罪恶，这是不对的。这些反对派议员也代表香港一部分民意，而中央政府对香港政改肯定是有重要的宪制权力，双方怎么能不接触、不深入交换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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