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流亡美国的1989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之一熊焱的母亲已经病逝。自2013年开始，熊焱一直申请和恳求政府允许他回国探望病重的母亲，但始终不获批准。母亲去世后，熊焱通过美媒再次呼吁允许他回国为母亲送葬。
六四事件学生领袖
资料显示，1989年，熊焱是北京大学法学研究生，也是中共预备党员。他是被选出来与政府协商的人之一。六四事件平息后，他公开宣布退党，并躲藏了起来。后来他被逮捕，并被关了一年半。获释后，他乘坐渔船逃到香港，1992年获得美国庇护。他是被中共当局列为“六四”事件中21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在美国皈依基督教后，熊焱在马萨诸塞州戈登康维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并成为美国陆军的一名牧师，曾在伊拉克服役，目前居住在美国阿拉巴马州。
在目前去世前，熊焱曾多次申请回国探亲均遭到拒绝。梳理过往信息显示，与“六四”事件相关的敏感人物回国探亲并非没有特例。出生在内蒙的王宁早年移民新西兰，他因早期创办的华文报纸报道涉及中国异见人士，至少26次申请入境签证被拒。但在中国2015年的春节前夕，王宁在珠海获得中国入境签证后便抵达内蒙古呼和浩特老家，与十多年未见、双目已经失明的母亲团聚。但随后，或涉及在大陆从事探亲以外的事情，被内蒙古警方递解出境。
再如2013年5月，网站的创立者韦石曾获当局“特准”回国奔丧6天，成为首位获准回国的海外敏感异见人士。韦石为何能够回国曾引起众多猜测。另外，包括流亡台湾多年的“六四”民运领袖吾尔开希为能与家人团聚也曾多次在香港与澳门闯关，但至今未获成功。
那么，为什么有人得以遂愿，有人却逡巡于国门之外，如吾尔开西那样三过家门而难得入？这终究逃不开“政治”两个字。人们都说中共官方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其实在此前的4月16日，当《环球时报》“僭越”，发表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民运人士要求“回国尽孝”刍议》时便已经给出了答案，甚至连“榜样”也树立起来了。在那篇文章中，《环球时报》没有否认熊焱要求回国探母的亲情使然，“但熊焱以政治公开信的方式吸引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制造压力，也在把亲情搞成迎合西方舆论兴奋点的政治表演。当年被通缉的吾尔开希也曾做过为回乡探亲向中国机构‘自首’的表演，总体看，这已成为民运人士既闹回国又显示政治姿态的一个套路。”所以说，熊焱万里迢迢，从拉斯维加斯到香港遭遇阻击，不在于亲情不够动人，不在于未作政治检讨，而实在失于策略性失败。
时过境迁，那些远离主流社会的异见人士、流亡者不管一开始是否预见到了流亡的结果，他们的确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回国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人道温情。但中共也释放了清晰的信号，要么继续为此付出代价，要么放弃曾经的初衷，无论抱持何种政见都深藏在内心；而一旦试图以“归国权”向中共施压，甚至借助西方舆论挟威自重，流亡者缺乏现实的筹码，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一种本可以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大有撕破脸皮的意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环球时报》所谓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大抵正是此意。如果流亡者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适应主动权已经不再的现实，恐怕熊焱、吾尔开西式的碰壁仍将出现。放弃政治化、探亲归探亲，若借此时机“节外生枝”可能会永远堵绝归国的大门。
另一方面，亦曾引述评论认为，政治与人情味不应“分家”，没有人情的政治长久不了。以政治方式处理上述人之常情的事件时，为避免事情复杂化，更应讲究人文关怀，杜绝僵化处理。通过这种人情冷暖的缓和也应是“六四”双方和解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对那些已经淡化政治诉求和政治活动的异见人士，中共若网开一面，包括熊焱、吾尔开西等人得到回国探亲机会时，也应作风低调把握分寸，以同样的诚意将亲情作为全部内容，避免节外生枝。双方相互默契，不仅有利于缓和关系，也等同于为其他思念亲人而无法与家人团聚的敏感人士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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