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在在所谓的“清队”运动狂潮下，在户县余下地区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所谓“‘卫国救义军’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一起纯粹的假案，给许多无辜的人带来巨大的阴影。此案专案组为破案，采取了刑讯逼供的方式来逼迫嫌疑人认罪，其刑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大约有二十二种刑法。本文系2010年12月《炎黄春秋网刊》外稿，作者李百灵，原题为《株连达360多人的“‘卫国救义军’反革命集团”假案》。
文革中的武斗场面
文化大革命中，在所谓的“清队”运动狂潮下，在户县余下地区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所谓“‘卫国救义军’反革命集团案”（包括套入此案之中的《肖魏敌台案》和《盗窃“九大”会议机密文件案》）。但这一案件却纯属假案，曾给许多无辜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伤害，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户县余下原为一个小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援建中国的一个大项目在此落户，惠安化工厂开始兴建，铁路还专门修到此处，形成一个小城市，从此闻名遐迩。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到了所谓“斗批改”阶段，“清理阶级队伍”这一运动猛烈展开。三月份，国营惠安化工厂二车间一个名叫高存才的一个老“伪军工”被揪了出来，所谓的“伪军工”，是指一些解放前曾在东北敌伪军工厂干过的老工人。这些人解放后在苏联援建惠安化工厂时调来，历史早有结论，但这次又被以“历史反革命”身份被“清理”了出来。在当时弥漫全国的刑讯逼供、残酷批斗风潮的影响下，高存才多次遭到毒打，逼其招认“反革命罪行”。高受刑不过，终于招出了一个令专案人员十分震惊和欣喜的“大案”。
高存才交待说：他参加了余下以陈昆刚为首的一个反革命组织----“卫国救义军”。这个组织又叫“反共大党”，下面设了“一七五”、“七二四”、“终南”、“沙窝”、“三一五”、“敬仰”六个暴动队，原来准备在1969年春节暴动，因故未成，二次又准备在五月暴动。
惠安化工厂革委会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听到这一“重大敌情”后，如临大敌，一方面部署将高存才透露出的“案嫌分子”强行关押，严厉追查；一方面紧急将此情况上报陕西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独立师司令员黄传龙不分青红皂白，提笔批示叫“急办此案”。得此指示，惠安化工厂专案组织立即成立起来。
4月7日，惠安化工厂召开了对敌斗争体现政策大会，一方面由高存才交待问题，然后宣布对其从宽处理；另一方面，其供出的一些“案嫌分子”如电器车间的老“伪军工”徐得成等都被宣布“专政”，这些人被施以各种毒刑，毒打后都非常“老实”，专案组指向那里，这些人就只得供向那里，越供线索越多。接着，专案组未通知户县方面，即将余下市场隶属于户县余下零售公司合作组织的陈昆刚、董元森、王再治、徐永华、刘新学等多人抓走关押审查，户县此时并未参与。
4月下旬，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派张东森来到余下，在惠安15号楼召开了有惠安化工厂军宣队、革委会和户县公安机关军管组负责人参加的碰头会，定性此案为“反革命集团案”， 决定涉及到惠安化工厂和余下市场的嫌疑分子由惠安负责审查，涉及到户县、涝峪、草堂寺、城关等地的嫌疑分子由户县负责审查。碰头会后，惠安化工厂立即成立了工宣队，进驻余下市场，把一部分审查对象弄到原余下面粉厂，后又移至惠安化校，成立专案，办“学习班”。户县也陆续在涝峪公社、宋村公社草堂营两地办“学习班”。另外，还对涉及到城关等地的个别“案嫌分子”通知单位进行审查，共计审查三十多人。
在审查中，陈昆岗是重点人物，陈是隶属于余下零售公司牛羊肉合作组的采购员。这个合作组在1961年从余下综合服务站分开单独营业，全组共有7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阶级斗争的大形势下，这个组就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认为这些人大都历史复杂，如据说陈在解放前曾任过伪国防部二厅二五六组便衣特务；另一个采购员虎进忠曾给郑州市大特务头子尚志于当过便衣特务；营业员虎尊义解放前曾任过郑州伪便衣特务；出纳赵昆是国民党员，曾任过伪59师中尉连长等。还查出这个组的几个人互相勾结，在三年困难时期，倒卖牛羊肉，搞投机倒把活动的事实，“根据该组人员严重不纯，对社会主义不满，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党进行了猖狂进攻，性质和问题是极其严重的”情况，1966年10月24日，这个组的营业执照被宣布收回，予以停业处理。这次专案，陈昆岗等人被抓走审查时，正处于无业状态。
陈昆岗是明显的“阶级敌人”，而且是反革命组织“卫国救义军”的头目，专案组对他自然不能轻饶，进行了高压审查手段，残酷殴打，轮番审讯，指供套供，严刑逼供。陈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下，只得胡咬乱攀，致使一些无辜群众陆续被诬攀而抓起审查，同样受到酷刑逼问，又有许多人被抓了起来，就像滚雪球一样，“案嫌分子”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户县扩大到99人，惠安和余下市场扩大到100多人，外省外县也扩大到100多人。
除《盗窃“九大”会议机密文件案》属惠安化工厂内部的一个假案不再赘述外，这里要说一说套入此案中的所谓《肖魏敌台案》，其中的肖指的是肖惠芳；魏指的是魏宏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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