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的决议，最终以28票反对、8票赞成的投票结果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后占中时代的香港，在经历过了占中运动的喧嚣狂躁之后最终回到了原点。梁振英及建制派被批为躲在北京背后的懦夫，民主派沦为躲在所有人背后的懦夫，香港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躲在自己影子背后的懦夫。再加上无所不在的外国敌对势力构筑的“阿拉伯之春”幻想，以及中联办角色的失衡，使得香港不仅裂变，面对未来更是无所适从。
香港政改方案遭立法会否决
在这一背景下，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教授强世功，他就香港当下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阐述。强世功曾于2004—2008年在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工作，并著有《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
过程意外结果不意外
：香港政改方案投票结果出炉，过程充满戏剧性，您对此如何评价？
强：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政改方案被否决在许多人意料之中。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判断：其一，反对派自占中以来就表态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会否决政改方案，这一立场始终没有松动；其二，虽然中央尽最大努力推进香港普选，但这以人大决定为前提，无法满足反对派的要价，双方妥协的空间非常有限。对于你提到的“戏剧性”，我相信只是一种意外，但也说明比起反对派，建制派内部的协调水平有待提高。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第一次被下一级“议会”否决，恰也吻合了“一国两制”的设计。
强：反对派否决政改方案也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行事，这样的结果也在中央的意料之中。有人说，这样的结果对中央是“正中下怀”，我不同意香港流行的这种阴谋论。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始终着眼于整个香港的利益，甚至不惜让建制派作出让步和牺牲，不仅给出了普选时间表，而且始终全力以赴争取落实普选。不过，政改方案被否决虽是意料之中，但面对绝大多数港人渴望普选的愿望，中央肯定会为此感到遗憾。我们从政改方案否决后中央的表态中就可以看出，中央坚持推进香港民主发展的坚定立场。
：这样的结果对香港意味着什么？
强：从政治层面，意味着香港内部失去了一次相互妥协、合作和解的机会，使得香港社会的政治撕裂会更加严重，但最大的影响依然是经济问题。我们看到香港这几年经济下行，无论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以及旅游中心的地位都在持续下降，香港内部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依然突出。近年来，激进派力量激增甚至引发占中，根源还在于经济向下走，底层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看不到希望。造成这一结果有很多原因，重要的一点是香港没有抓住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机遇。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往上走，全世界都在搭中国的顺风车向上发展，无论是欧洲还是非洲和拉美，也包括美国。东亚地区也很明显，包括韩国和中国建立自贸区，新加坡始终积极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香港，反而没有努力搭上这趟顺风车，而且在中央想要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将其拉上车时，香港有时候却选择了“跳车”。这从反高铁到排斥内地游客就可以反映出来。
香港问题症结：国家认同
：有一种说法，香港问题经济是主题，政治是副题。
强：不能简单这么说，因为经济问题的背后是政治。准确地说，是香港经济与政治之间陷入了相互恶化的负循环中。香港政治近年来越来越激进，从议会政治转向了街头政治，这与香港经济下行有关，但香港经济下行很大程度上源于香港政治。一方面，香港政治始终聚焦于普选问题，特区政府无法凝聚力量来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另一方面，普选议题的背后是反对派从骨子里不认同中央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认同国家的宪政体制和政治制度，因此无法与中央建立信任关系。由此，香港普选问题始终隐含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香港普选是不是要将香港与内地、特区与中央、700万香港的中国人和13亿内地的中国人对立起来。中央之所以要求普选出来的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就是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
而香港反对派始终在回避这个问题，回避行政长官爱国爱港的问题，回避国家认同的问题。这才是香港普选问题的症结所在。
由此，香港问题可以和台湾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二者有不同，但也有类似的问题。其中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国家认同问题。香港回归以后未能开展“去殖民化”，香港精英普遍认同西方世界，认定香港是西方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香港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的大都市缺乏认同。这个国家认同问题在台湾已经变成了统独之争，在香港就变成“一国”与“两制”之争。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本来是港台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相互妥协达成共识的，却被操弄为统独问题或政治普选问题，从而使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化，以至于无法达成妥协。
因此，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态使得香港难以解决自身所面对的经济问题，经济下滑反过来加速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经济与政治陷入恶性循环。结果是，香港越糟糕政治越激进，政治越激进香港越糟糕。
香港媒体教育下的一代：视野狭窄、心灵贫瘠
：我们注意到，从占中到这次政改投票，游行队伍中学生是主力军。而从本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看，他们的资讯很多来自于香港媒体。
强：媒体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在商业化、民主化的时代，媒体的媚俗、猎奇、民粹倾向很容易受到鼓励。这是现代媒体普遍面临的问题。在香港，媒体所反映出来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存在分歧。香港媒体对内地的报道充满了香港文化精英狭隘的政治偏见和文化偏见，把香港及其背后的西方世界塑造为文明的天堂，把内地塑造为恐怖的野蛮之地。以前香港媒体将内地塑造为愚昧和贫困的象征，现在又塑造为专断、暴富和混乱的形象。总之，以“恐共”“拒共”为由来教育社会大众拒绝认同国家。在此背景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泡童子尿在香港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其实，这都属于媒体制造的大众恐慌。
：现在香港的主流叙事，要么从西方看香港，要么从香港看香港，或者从香港看内地，很少从内地看香港，这造成了年轻一代视野的局限。
强：香港的年轻人眼界越来越窄，对欧美不了解，对内地也不了解，又缺乏上一代人打拼的精神，很容易陷入悲观抱怨的境地。港英政府时期，英国在香港系统地开展了殖民地教育，最终培育了香港的本土文化，从而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上将香港与内地隔离开来。1997年香港虽然在法律上回归中国，但在人心上并没有回归。香港回归之后，中央并没有推动香港的“去殖民化”，香港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继续进行“文化再生产”。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推动所谓的“母语教学”，不是推广国语，而是推广粤语。在通识教育课程改革中，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历史课在中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而香港的通识教育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变成了阅读报纸、批评政府，让媒体充当了学生的老师。整个政治和教育都变成了媒体的附庸。即使与西方的大学和中学相比，香港教育由于缺乏对历史、文明、传统和经典的理解和尊重，中学和大学缺乏与社会的相对隔离和独立性。在这种教育背景下，香港年轻一代的心灵不是变得崇高而广博，而是变得贫乏而狭隘。
儒教伦理下的治港思路
：从这次政改投票可以观察到，其实各方对于“一国两制”缺乏了解。您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就曾对“一国两制”作了一番阐释，是基于怎样的认识和研究？
强：今天很多人认为，“一国两制”只是一个形象描述，而非科学概念。从政治学角度看，它不属于西方政治学中的单一制，也不属于联邦制，以至于“一国两制”依然被视为一种临时性的特殊政治设计，所以大家依然在争论“一国两制”五十年后要不要变的问题。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二十多年，我们至今并没有在政治学和法学的意义上将其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思考，因此也难以用来解决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类似政治难题。
实际上，“一国两制”这个概念是在中国古典多元一体的天下秩序格局中成长起来的，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体制。但是现在很多人只将其看作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智慧或者解决港澳弹丸之地的权宜之计，而没有看到在邓小平的政治思考背后，实际上贯穿了从毛泽东到中国历朝伟大政治家关于边疆治理的连续性思考，而在这思考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套对政治秩序的制度建构及政治哲学理念。而今天香港发生的许多冲突，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的理解路径和价值伦理之间的冲突。
所以理解香港问题，需要放到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要在今天中国文明复兴的大背景下，重新理解中国在处理香港澳门问题、将来处理台湾问题乃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周边国际秩序建设的问题。在这个领域，要将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与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形成一个互动，相互发明，形成未来中国对秩序的新的理解和阐释。
：您在书中也反复提到一个“儒教伦理”的概念，具体到香港问题，该如何理解？
强：在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上，中央始终是以一个儒家伦理大家庭思维考虑香港问题，香港由此被看作是回家的浪子，家庭需要给予格外的温暖和照顾，希望这个孩子逐渐培养出对家长的尊敬、认同和责任。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邓小平当年为什么如此大方地对香港采取格外优惠的政策。但是，在香港的叙事中，它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脉络中理解中央与香港的关系，视自己为“会下金蛋的鹅”。这种论述不仅歪曲了历史事实，而且模糊了问题，即那些优待是中央与香港被看作是平等主体之间基于相互利益而谈判和妥协的产物。
在香港的历史叙事中，中央虽然被称为“阿爷”，但往往是一个笨拙过时、愚蠢可笑的形象，缺乏现代政治理念，不懂得民主法治下的政治运作原则，也缺乏精明的利益计算。中央与香港由此也变成了一个过时僵化、憨厚笨拙的古代人与新潮时髦、精于计算的现代人之间的关系。香港往往充分利用中央的道德意识，以各种方式不断争取香港利益最大化，在自由主义脉络下选择各种有利的博弈策略。比如，香港反对派发起的占中就是一场精确计算的利益博弈，他们明白中央对香港最大的关切就是保护其经济繁荣，既然如此，他们就采取占领中环，危及到香港金融，进而危及香港经济繁荣，从而迫使中央在政制发展问题上让步。
具体到政制发展问题，也是两种思路的冲突。香港在自由主义的脉络中，坚持自由选择行政长官，而无须行政长官爱国爱港，行政长官如何向中央负责取决于基本法下的利益博弈。然而，中央坚持行政长官爱国爱港，特别要防止与中央对抗的人当选行政长官，从而引发中央与特区之间系统性的信任危机和宪政危机。
在香港自由主义的脉络中，中央的这种儒家伦理式道德考虑被看作是中央的特权和自私。正是基于自由主义利益博弈，不少人建议中央放开行政长官普选，若反对派推出与中央对抗的行政长官当选，中央要么不任命，要么任命之后采取不合作，中央与香港的分歧、斗争无疑会折腾香港，让香港陷入混乱。但是，持续的混乱也许会彻底打破香港市民对反对派的幻想，打掉长期以来反对派在香港形成的道德优势，实现“大乱大治”。
但中央之所以不愿意采取这种自由主义的治理思路，更多的考虑是中央与特区之间的系统性对抗最终伤害的不是香港反对派，而是香港的整体利益。因此，中央才承担起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负担和责任，宁愿承受香港反对派的恶意攻击和普通市民的普遍误解，也不愿意拿香港700万人的利益作为赌注与反对派展开政治博弈。这无疑是基于儒家伦理传统中的政治思考，即政治不是单纯的利益计算，而是包含了仁爱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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