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从缺乏照明且狭长的过道走过来，被几位助手簇拥着。虽然身材瘦小，但任何人都会立刻知道，这一群人当中，他才是主角。在窗前的微光中站定，他微微欠身、问好、就坐，他礼貌、谦恭，但绝对强势。对每一个问题，他都有问必答，从不掩饰，那些回答听起来坦诚真切但也滴水不漏。拍照时，他一套套换衣服，不厌其烦一次次做出同样的表情，他用最去除感情化的职业态度对待这项工作。
郭敬明新闻发布会
不要一个行业都做到99分，五个行业，每个行业都做到80分
郭敬明涉猎的范围很广，因此他自己介绍了每个行业自己的理念，原文如下。
在初中高中我们疯狂阅读的时候，其实没办法接触到很多类型，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看到的比较多，我喜欢这些文艺的东西。但是去了上海之后，这个城市对我还是有影响的，地域对人是有改变的。从2000年开始，14年的时间，是我人生最黄金的十四年，它对我的性格多少是有改变的，包括视野、审美取向。上海是特别务实、国际化的城市，它的很多文化审美很西化、国际化，它会带来很多日本、欧美文化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视野、眼界比在自贡的时候要开阔很多。你会接触更多的类型，这样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就像我看电影一样，我喜欢看一些很闷的电影，比如金基德的电影，像《莫比乌斯》，我看到后面都哭了，很压抑，我觉得这是它能憾动人的东西。但是我是不是要拍这样的东西？不是，这就是我的选择。我可以喜欢很多类型，比如我也喜欢交响乐，那我就不听流行乐了？不是。我也很喜欢流行的歌曲，要是让我在电影里面选择，我也可能会选择电影里的流行歌曲。有些人是在很窄的范围内，只看一个类型的书或片子，但是有些人什么都看，口味很杂。我可能偏向后者，而且我发现我可能擅长于大众都能接受的东西。但是到了很文艺、很厚重，比如王小波、王朔、莫言的高度，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能力没有到那个位置。
有一天能到那个位置吗？
不勉强，很难，一两百年留得下一两个人就不错了。在电影的层面，好的商业片、类型片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通过好的资源整合去做出来的，但是传世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每个导演都想拍出那样的作品，但不是每个导演都做得到。所以对我而言，起码目前为止，这不是我的目标，这个太好高骛远了，我拍电影还没有一年，就想拍出《辛德勒名单》，这是不可能的。
写作上我也没有那么深的追求。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的经历，我的天赋、才华。我很聪明，我可以学东西学得很快，但是要是今天要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写作上来，承诺说会取得很好的成功，达到很高的位置，但是要牺牲其他很多东西，我的衡量就是，我不愿意。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判断。终极目标是去拿一个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多高的文学大师的地位，这不是我的人生价值。不是一定要按传统的类型要求自己，比如要得什么奖，要写得多深刻，后来我意识到不能到达比如博尔赫斯那样的大师的地位，我觉得金庸也不错，哈利波特也挺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提到金庸你还会记得他，那你说金庸的作品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也不是。
人的观念在渐渐发生变化，时代向前推进，曾经的主流和经典，反倒变成了边缘，现在再向年轻人提到我们曾经认为是经典的东西，他们可能觉得很偏、很冷门。但是余华、莫言，曾经是绝对的主流。随着时代的发展，怎么去定义谁是主流、权威？价值标准都在发生变化。王朔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你这是什么痞子文学啊，根本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现在都说他是大师。所以后来我不再纠结，我的性格、审美使我不爱走极端。当然，阅读门槛很高的东西，我也很喜欢。
我的人生价值观取向就是，不是要一个行业做到巅峰、做到99分，去无限地追求，对我而言，我就要做五个行业，每个行业都做到八十分，我的人生体量是四百分的总体量，而你是99分的总体量，你很难说是99分更成功，还是400分更成功，我可以又做作家，又做导演，又做商人，每一样我可能都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做得都还不错，都是在优良的阶段。这样人生价值实现出来的东西也是可以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
渐渐地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的判断。从写作开始，你会面对很多诱惑，就要有很清晰的敏感度去判断哪些你能去做，哪些不能做。我以前也被叫去当歌手，去演戏，但是帮别人做过这些之后，知道这不适合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清晰明白哪些我有能力去做，哪些有兴趣做，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不会有那么清晰的人生规划。
“不能因为有钱，就定义这是罪恶”
我一点不认为我有多奇怪的价值观。我的爸妈很普通，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好好念书、好好努力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才能有钱，不然就会很穷，找不到好老婆，怎么才能买大房子，买车，孝敬父母。全中国90%的父母都是这样教育小孩的，很少的精英群体会说金钱不重要，要去关怀人类。
我父母不是教授，我现在作为公众人物，对我可能有更多要求，但是回到我最初十几岁时候，我哪会有那样的想法。这个价值观是错的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错，它很朴素，每个人都想过更好的生活，我父母对我要求的前提是不能犯法，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得靠自己的努力，这是我父母给我的基本教育。
我的价值观是从小形成的，只要不犯法，靠自己的双手，辛辛苦苦工作过上好日子，别人就不要干涉我，你管我怎么花钱，管我怎么去选择我的人生，我又没有去杀你，没有去走私、贩毒，我合理地享受生活。我赚了这么多钱，不用就对了吗？还是说要全部捐给别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不能因为有钱，就定义这是罪恶。要看他如何得到钱，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要是赚了钱去嫖娼，就是值得批判的。但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买名牌就有错吗？那干脆把所有名牌店都关掉好了。讲名牌、讲物质就有错吗？说我的电影在宣扬，那所有的时尚杂志不是更疯狂吗？把所有时尚杂志先关掉好了。
我觉得大家把它上升到了极端的对金钱的仇恨。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钱，只要有钱就是错，就一定会产生对立。
对，我觉得我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一个符号的作用，让人们去两边争，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要煽动什么，要去挑战什么。以前爸妈一个月给我一千五百块钱，我就在一千五百块钱内生活。除了交学费、食堂伙食费，剩下两百块，就买两百块的鞋子，剩下五百块就买五百块的书。现在可能一个月不是一千块钱，是十万块钱了，我如果还是按这个来花，还是买两百块的鞋子，那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管是我还是《小时代》，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本身不是矛盾的源头，矛盾取决于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贫富分化，不公平的待遇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突然有了这样一个现象，给大家一个地方去宣泄，所有情绪都往这边走。
我觉得之前也有炫富的阶段，但不是你说的这种心理，而是很朴素的。比如男孩买了辆山地车，会很想给朋友看，女孩买了漂亮裙子，会想给闺蜜看。还是小朋友的那种有了好东西的心态。但是这一过程中，忽略了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2004、2005年，那时不太成熟，但是现在，你看不出我穿什么品牌，我也很少会对外提及我用的什么、穿的什么，很少会聊这样的话题。确实我也渐渐过了迷恋品牌的年纪，我觉得舒服就好了，不用再去证明什么了。但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还有感到有些害怕，社会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去衡量你，要求你，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强化自己的安全感。现在除了隆重、正式的场合，我也不会过分讲究什么。以前是不讲究不行，别人会要求你。现在不讲究，别人不敢说你不行。当你越强大，自我越完整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用外界的符号去定义你自己，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符号，一个品牌的形象。就像乔布斯，永远就是一件黑毛衣，你也不能说他什么。
可能前面一两年，大一大二刚进学校的时候会有。但是我很快就开始写书赚钱了，所以那个阶段没有持续很久。那个时候我不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顶多对上海有向往，但回到校园，大家都是学生，有人比你好，也不会那么夸张，不会像现在这个程度。父母那时候给我的钱不记得了，可能不到一千，这还包括学费那些，所以剩下来不多。那时在学校里不想花钱就不会花钱，但是要进城就不一样了。让我头疼的是，我是学影视工程的，要配用设备，DV什么的，十几年前的自贡还不知道DV是什么，上海也还没普及，老师让我们买，对我的家庭条件来讲还很困难。
那时眼界很封闭，根本不知道一个杯子可以卖到几千块，一双鞋可以卖到一万，当时跟同学的差别可能就是我的鞋子五百，你的鞋子一千。那时有压力，但是没有到受不了的地步。反倒是成为公众人物，进入娱乐圈之后，压力陡然放大了，就是刚成名那两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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