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在很大程度上蕴含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中共当时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赵紫阳已经失宠于邓小平，下台早已是时间问题，不甘心遭废黜的赵紫阳希望利用八九学运扳倒邓小平。
赵紫阳、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主席台上
中共改革派上台的标志是1976年的北京政变，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后来又分为体制内改革派和体制外改革派，体制内改革派是指中共内部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之外，还有中共内部的许多知识分子，例如：刘冰雁、方励之、严家其等人。体制外改革派也称民主派，代表人物有魏京生、徐文利、王西哲、胡平、刘清、王炳章、秦永敏、任畹町等，他们明确主张实行多党制，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可以说从中共建立政权后，民主派就产生了，遍布全国，社会民间组党活动就没有间断过，无数仁人志士被中共不经过任何审判，只是所谓党组织的决定，就以反革命罪处死。这些血淋淋的历史，只有在中共倒台后，从中共的档案中，才可以看到令人震惊的史实。邓小平通过宫廷政变上台后，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政治改革，这种政治改革和民主派所说的政治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政治改革上胡耀邦拨乱反正，取得成果的时候，由于中共保守派的反对而搁浅；邓小平又让赵紫阳召开十三大继续进行政治改革，又由于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而搁浅。八九民运的发生，标志着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片面改革路线，即体制内改革彻底失败。这和清朝时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向革命一样，中共体制内改革派一部分转变为民主派，例如：刘宾雁、方励之、严家其、王丹、吾尔开西、王有才等人。
中共通过改革开放，又使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后，第一次民主运动就是八九民运。八九民运并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请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和民主派都要求尽快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革开放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不同的是体制内改革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以中共为代表的国家，指望它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民主派主张通过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多党政治，必要时，用推翻中共的民主革命或民主政变来创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这很象戊戌变法时的保皇派和维新派。
当时中共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垄断，从各个方面起到了阻滞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为了反对这种垄断和控制，出现了让私人资本自由创办企业的呼声，八九民运中“反腐败，反官倒！”就是这种呼声的表现。响应这种呼声的主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化的中共干部们及爱国市民们。八九民运并没有公开提出推翻中共的口号，但个别喊出“打倒共产党！”等口号是有的。参加这次运动，甚至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共干部们，无宁说是企图维护中共统治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由于中共统治的覆灭而造成剧烈的社会震荡。参加八九民运的人们就曾陷入这样的矛盾中：他们既要发动可能发生的群众运动，以张声势，又极力把群众行动限制在合法范围内。客观事实表明，既要反对腐败，就不能不同中共统治者发生尖锐的对立，从爱国民主运动中，不可能不诱导出推翻中共统治的革命行动。民主斗士魏京生说“八九民运是体制内改革派和知识分子主持的，他们眼睛向上看，对政权有依附性，对中共镇压反抗无力。他们和中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主张在体制内改革，在体制内修修补补，这是没希望的，实际证明拖了民运的后腿，许多民运人士及赵紫阳为此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这是中国民运遭受巨大挫折的重大原因。我主张用改革中共制度这一根本性变化来改变中国。”（1995年4月）尽管赵紫阳是中共改革派，他的政治改革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进行的，执行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但他在民主派的推动下，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主张通过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富强起来。这即符合广大群众利益，也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并且他对民主加以支持和保护，这一点和胡耀邦一样，是胡耀邦开明专制的继续和发展。赵紫阳在推动中共的政治改革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开展对话，特别在八九民运中，他为了中国的政治改革，为了中国的民主化，不顾自己的权力地位，竭尽全力推进运动发展，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共历史上，每一次党代会的召开，都标志着每一次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束，而新一轮权力斗争又同时开始了。中共1982年9月召开了十二大，政治局常委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原来十一大的华国锋、汪东兴下去了，胡耀邦、赵紫阳上来了。胡耀邦任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任中共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陈云任中共纪委书记，可见邓小平大权在握。胡耀邦上台主要是他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了成效。1987年1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由于支持自由化运动，同情学生运动，被迫辞职，但还留任政治局委员，赵紫阳接替了他总书记职务，赵紫阳的总理职务由李鹏继任。从这点上看，胡耀邦下的下台是给李鹏让出位置来，中共元老们内定李鹏是“太子”，当然是邓颖超做了工作。
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时说“最近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是学生闹事，二是党的总书记更换。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我们已经做了处理。为什么学生闹事呢？根本上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我讲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利。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的请求。”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是封建专制揽功推过的话，1986年学生运动的实质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口号是“反对官僚主义！”这也是邓小平上台前后多次向人民许下的诺言。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比较明确的提出了政治改革。但在中共保守派的发难下，邓小平为了保持自己的皇权，让胡耀邦承担了罪过。戴晴认为“很多人批评邓小平，说他只做经济改革，不做政治改革，其实这个批评不是很公正的，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来看，邓小平很想做政治改革，也确实做了，可是总是摇摇摆摆。他有时想推动一个什么事的时候，又有一个力量把他推了回来。”（1999年6月）
邓小平希望赵紫阳继续推行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希望他在政治改革方面闯出一条新路，以解决学生运动中提出的问题。赵紫阳与邓小平是一种互补关系，邓小平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之一，长期在中共高层工作，而赵紫阳长期在中共基层农村工作，“对地方工作，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工作有很深的了解。”（1987年《中共十三大文件》）这和当年孙中山闹革命需要黄兴和将介石这样的军事人才一样，邓小平需要赵紫阳这样的改革人才。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后，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希望，着手筹备十三大的召开。1987年7月1日，在中共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并且重新发表了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赵紫阳主持下写成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足点，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五部分“关于政治改革”，这是中共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报告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主要有：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报告说“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就是所谓的中共体制内改革路线，所以叫政治“体制”改革，而没叫政治“制度”改革，这里有个原则分界线。1986年方励之、刘冰雁、王若望等中共知识分子，发动的学潮是要求中共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而邓小平、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要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但他们也有共同点，就是在反对封建官僚主义上是一致的。
1987年10月，中共召开了十三大，赵紫阳做了《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中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往往阐明正确路线，批判错误路线，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赵紫阳作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和以往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不同的是没有批判胡耀邦的路线，而着重阐明了政治改革，这个政治改革的路线能否实行，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关系到赵紫阳权力地位问题，他必须全力贯彻执行，不然路线错了，他也必须下台。中共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原来十二大的常委只有赵紫阳一人了。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任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任，乔石任中纪委书记。《人民日报》照片排列是：赵紫阳、邓小平、陈云、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从十三大中共高层人事安排上看，中共第一代元老还有很多人健在，他们还掌握着实权，高层权力斗争将更为激烈。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对新上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不论邓小平的退休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但十三大时围绕邓小平权力地位，交接班的高层权力斗争以拉开序幕。
中共十三大和八大有很多地方相似。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看，八大时是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反对斯大林路线，十三大时是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续反对斯大林路线。从国内政治路线上看，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正确的，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但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就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接着开展反右斗争，全国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写的也很好，提出了政治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协商对话、加强法制等。但十三大的正确路线也没有贯彻执行，会议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在全国开展治理整顿运动，阻碍政治改革的进行。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5月27日，元老钦定江泽民的会议上说“新的领导班子一定要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讲到底，这应该我们对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期望和要求。”（张良着《六四真相》）但中共制造六四惨案后，召开的十四大、十五大，在政治改革上并没有执行十三大方针、政策、路线，而是倒退了，又一次表现了封建专制政权的人亡政息的特性。
中共八大和十三大的正确路线只所以没有贯彻执行，是由于中共封建专制制度，没有一套民主程序来更迭权力，高层权力斗争只能以否定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路线为代价。中共的政治改革可以说从八大时毛泽东就着手进行了，毛泽东说“依我看来，有件事十七年来一直没有妥善解决。起初，为了国家安全并且鉴于苏联在斯大林的继承人问题上的教训，我们提出了第一线和第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其他同志在第一线。”又说“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想在斯大林没死之前树立他的威信，没想到走向反面。”还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为什么说我对领导层分一、二线有责任呢？政治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思想万岁》）设立政治局常委和有更多职权的书记处，都是从八大开始的，都是八大新党章规定的调整组织工作的一部分。毛泽东把常委分成一、二线，同设立书记处联系起来谈，说明二者是有联系的，一个有较大权力的书记处的设立，会使党更好地自立。八大期间毛泽东着手准备退居二线，这就是八大新党章里关于名誉主席的规定，唯一能担任这一职务的只能是毛泽东，这是不言而喻的。退到这个位置上，它会使继承人得以接过中国共产党主席位置，又不至正式彻底的削夺毛泽东在中共最高位置。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是在1959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和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理由是使毛泽东的以集中精力通盘考虑政策和理论问题。毛泽东打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从党的主席退任名誉主席。结果，按照1956年修改的党章规定，应该于1961年召开九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举行。中共理论家陈泊达说“1963年，一线二线的问题提出来，主席退到二线。这是一项组织措施，可是，邓小平以为现在他有了全部权力。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然而，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利用毛主席休养之机，在下层推行错误路线。”（1967年1月12日《革命工人报》）
1962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表现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接班人不那么热情了。1962年秋中共十中全会后，总书记邓小平的事也做不了多少了。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了，1965年《二十二条》的发表…….”（《西行漫>》）在党的体制下，从组织上合法的清除刘少奇，毛泽东没有一定把握，因此就诉诸于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可见在封建专制下，毛泽东设一线二线的初衷尽管是为了防止苏联事件发生，但没有摆脱传统的封建专制框框，名誉主席也只不过是“太上皇”而已，不可能真正退下来。中共十三大邓小平也仿八大而设一、二线和书记处，他也搞个半退，不当政治局常委和中顾委主任，只留任军委主席，准备在十四大时全退下来。和毛泽东引退计划一样，邓小平地位下降后，中央高层形成两个权力中心，高层权力斗争日趋激烈。
1989年5月18日，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开会时，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跟我说，要在北京实行戒严，我是举双手赞成，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这样局面？我看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政治局常委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的混乱局面。李鹏、依林同志和我说过，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不一样，他一直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一直认为这不是动乱，这样两个司令部就出来了。所以，如果再不在北京戒严，我们都要被管制了。”（张良着《六四真相》）李先念反复强调有两个司令部，这是实话，这说明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是多么旗帜鲜明。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后，邓小平开始对赵紫阳接班问题不那么热心了，这次会议显示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路线搁置了。邓小平学习毛泽东当年以上海为政治基地一样，1988年底到上海后，一住就是几个月。赵紫阳在北京会见外宾，邓小平在上海会见外宾，这时《人民日报》也连续刊登上海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成果，只字不提十三大的政治改革，只是到了2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来华访问时，邓小平才回到北京。赵紫阳像刘少奇当年坚持八大正确路线一样，坚持十三大的正确路线，全力推进政治改革的进行。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分歧是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邓小平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赵紫阳强调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作为保障。邓小平想从组织上合法清除赵紫阳也不可能，也只有利用群众运动这条路了。正如鲁迅名言“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华盖集续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以被严家其等一批知识分子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们为了推动政治改革，为了保住赵紫阳的权力地位，开展了和保守派的论战。中共保守派针对1987年赵紫阳提出的政治改革，于1988年至1989年春提出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根本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权威政治体制。”邓小平也为这种思潮摇旗呐喊，他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7页）中共改革派的主要观点有1988年11月21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曹思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一文，他说“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之路，意味着在必要的情况下，公民只能通过议会和平地更换政府，政府也只能通过立法和执法途径约束公民，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对抗，在国内创造一个可以让人们大显身手和平改革，和平建设，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还有1988年《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严家其的《从“非程序政治”走向“程序政治”----论中国政治现代化》一文，他认为“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1989年《新观察》第7期发表谢云的《也谈专制与自由的调情》一文说“放眼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股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摈弃了民主和法制的个人权威，不论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或者功勋上的，或者迷信上的，或者其它什么之上的，正一个个从权力顶峰上跌下来，或者摇摇欲坠。”这次论战是八九民运的前奏，是民主与专制的再一次交锋。
八九民运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放纵运动，然后采取镇压行动，把责任推给赵紫阳，以分裂党的罪名把他打倒，成功的完成一次非程序权力更迭。事实证明了几位民主派理论家预测的邓小平在搞非程序权力更迭。赵紫阳没有坐以待毙，采取了和刘少奇相反的方式，主动出击支持学运，企图像毛泽东一样，利用学生运动搬倒邓小平和保守派们选的接班人李鹏。结果赵紫阳被罢官软禁，比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体面的多了。这也是专制的一种失败，在民主力量壮大条件下，邓小平不能像斯大林、毛泽东一样从肉体上消灭政敌。1957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导致了对中共八大路线的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出现，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导致对中共十三大路线的否定，以讲政治运动的路线出现。历史的外表形式是那么的相似，但内容已发生了很多质的变化，八九民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它孕育着新的民主政体的许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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