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下山》是王学圻和陈凯歌的第七次合作，用陈导的话讲，“王学圻是安心之选”。这个已过耳顺之年的老戏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对他而言，演戏是个热爱的事，只要有好戏就行。
在《道士下山》里，如松长老是一条暗线。他是灵隐寺的主持方丈，每每在小道士何安下人生转折处出现，寥寥几句，却总能为他打开另外一扇门，见识另外一层天地。这个角色在全片中戏份寥寥，但却穿针引线。
陈凯歌选择了让王学圻来演这个角色。对于陈凯歌来说，王学圻是安心之选。而对王学圻来说，陈凯歌是“看我可能比我自己看得都清楚”的人，是“叫了就得去”的导演，无论戏份多寡。两个人的关系从1984年《黄土地》开始，那是王学圻主演的第一部，同样，也是陈凯歌的处女作。之后，两人的合作一直不断，但一直到2008年，王学圻出演了《梅兰芳》里的十三燕，才始被大众知晓。
那年王学圻62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的年龄，但对于王学圻来说，无限风光此时才徐徐开始。在那之后，他出演了《十月围城》、《赵氏孤儿》、等电影，拿了很多奖，登上了很多时尚杂志的封面。
2012年4月，王学圻离开了呆了半辈子的军队，成为一名“三证齐全”的普通中国公民。5月，他马不停蹄地去了好莱坞，参演，完成了一个演员所能追求的一切。这几年，王学圻更是没有闲下，戏一部接一部的，有不少角色是以前从未尝试过的类型。
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励志故事----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性，无论从哪个年龄开始真正的做自己，都为时不晚。
记者在昆仑饭店见到了王学圻，他穿着牛仔裤，戴着鸭舌帽和墨镜，斜跨着一个休闲包，大步走来，其身形，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健身的结果。他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孤洁”----记者询问服务员，能不能借用旁边此刻无人的雪茄吧做这次采访，服务员稍露难色，还未拒绝，他便立刻敏感地说不用。摄影师希望把他身后的窗帘拉起一些，他怕影响大厅内光线，也拒绝了。
“就是一个采访嘛，随便一点就行”，他说。这个“随便一点”的采访做了三个小时。王学圻在和记者的对话中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事情他如数家珍，聊起往事，他声情并茂----四十年前他从部队到地方，三十年前拍《黄土地》，十多年前拍《天地英雄》……所有这些，在他那里，鲜活得犹若昨日。所以我们改用自述的方式来记录这次采访，尽可能还原这场对话的真实和生动。
明年即将70岁的王学圻，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年初，他已经从范冰冰工作室正式独立，为年底自己执导的电影开机做准备。也因为这段时间忙于创作，没法接受关于《道士下山》的更多采访，他和陈凯歌的第七次合作如前六次一样，发生得自然而然。
如果人生分四季的话，现在是王学圻的春天，有无数个不可预期的未来，从此刻的泥土里生长出来。
我第一次主演电影就是《黄土地》。回过头看，我人生几十年当中，最精彩的应该是拍《黄土地》那会儿。
和陈凯歌认识是在广西南宁。我那个时候在南宁厂，就知道隔壁住了一个大高个，很绅士、很贵族的样子。那是10月份，我有个电炉子，每天都烧开水。他就每天上午出来十分钟，来我这里坐坐，喝点开水，抽根烟，闲聊几句，就十分钟，完了就回去继续写本子。他们那时也在找演员，中午的时候，有时候艺谋他们都过来，吃饭的时候碰碰头，看看什么情况。
《黄土地》最后能拍成电影，说实在的郭宝昌导演出了很大力气。郭导原来就是南宁厂的，也是电影学院的师哥，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帮这些师弟。当时厂里安排他去出外景，他不去，和厂里说，什么时候你们定了拍《黄土地》我再出外景去，态度非常坚决。所以后来郭宝昌导演《大宅门》他们几个全去帮忙，就是因为有这个情分在。
那个时候真的很难。我记得陈凯歌花了一个礼拜写完了本子，说写完了我们吃顿饭。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饺子，自己做的。吃完以后，我们睡觉了，他们三个没睡。那时没有复印机，他们就手抄了五本，一夜抄完。五本写完以后，张艺谋（编者注：张艺谋担任《黄土地》摄影师）还做了一个书皮，原来不叫《黄土地》，叫《古原无声》。早上，他们三个人就拿着本子在那等上班，五个副厂长，一人一本。
看完以后，厂里面不打算拍。凯歌他们说都已经采风两三个月了，让我们汇报一下我们干嘛了吧。这是理所应当的，好，副厂长就开始找了一些人演。这次凯歌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艺谋的开场白，凯歌说完，两个副厂长就掉眼泪。所以这个事儿当天晚上就差不多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很不容易。
等我们开拍的时候，就已经四月份了。山已经见绿了，艺谋设计是不要绿色的，我们专门雇了五个农民，天天山上哪有绿锄哪。你想想，那得多大的功夫？还有拍那个路，艺谋他们很认真，琢磨，走了几十年的小路是什么样的？又雇了10个人天天踩路，踩了一个礼拜之后，艺谋说还新，不够旧。又踩了半个月。艺谋又琢磨，说这常走的小路应该中间发白，两边发深，于是又在中间洒上干土，这才拍出来像。
他们那种状态的导演，我这一辈子就碰见过两次。第二次是周杰伦，我没想到周杰伦那么认真，和陈凯歌他们状态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也刚接触电影，不懂电影怎么拍。但是看现在的电影，一个景可以拍10个戏。所以你要说《黄土地》怎么能成为经典，我觉得应该。
我记得《黄土地》拍大远景，一望无际的土，山山峁峁的，一个牛在那个画面边上，悠闲地晃着尾巴，吃着草。老汉在镜前，端着大碗，喝着小米粥，凯歌就会掉眼泪。他说农民一天最痛快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画面，现在的年轻人显然掉不了眼泪。你想想，那大碗有什么好的？小米都是前年的小米，吃点咸菜喝这个，喝得那个痛快，都喝出了声。
拍陈凯歌的本子，有些台词老也忘不了。《黄土地》里，我问这个老汉，“大叔你这么多歌，怎么能把歌词都记下来呢？”他说，“日子艰难了，就记下来了”。凯歌写的台词，你说多好？这里面有陈凯歌导演他对生活的感悟，不像现在年轻人太平静，没有大起大伏的政治运动和历史背景。现在人都是消遣来着，谁还能为这场面感动？
《道士下山》里我演一个高僧，他有一句台词也让我很有感触：要是能悟到生死轮回，无非花开花落。当时拍完这个，大伙都很安静肃穆地品味这句话，人生，就是花开花落，多简单的事儿啊。
王学圻觉得人生最精彩的阶段就是拍《黄土地》那会儿。
拍完《黄土地》，政府让我出国。我和孙道临两个人，叫做中国电影代表团，就我们俩。出国那会儿是大事，可以登《人民日报》新闻的。国家给了我500块钱，让我做一套西装。谁做？红都做。红都那是给中央领导人做衣服的啊。我做了一套黑西装，老师傅做的，货真价实的纯毛B级，特别沉，换你们肯定都不爱穿。这套衣服我至今都还留着，在蒙特利尔领奖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个。
出国的手续办了三个月，得一步一步的批。团里（编者注：王学圻曾考入空政话剧团）人人都听说了，和过年似的，到处都在说，“王学圻要出国了”，“王学圻到美国去了”。我和孙道临两个人，到了美国，下了飞机，看到大厅里有哥们牵着狗，我说这是电影啊，孙道临是电影皇帝，他也没见过。我们看见玻璃墙里有喷泉，但没听见哗哗水声，都惊呆了，我问孙道临，“这喷泉这样没有声是怎么回事”，他也说，“这太奇怪了啊，小王”。车绕了几半天，到了中国领馆。一进领馆，就看见了黑板报，“好事赞”，表扬好人好事的，就感觉回国了，中国。
使馆的人和我们说，“你们转转去吧，可以到红灯区去看看”。我说我是军人，不能去红灯区，他们就乐了，说你现在就住在红灯区，44街。我懵了，“啊，中国大使馆在红灯区？”
第一天我们没去，第二天他们又说，“去看看吧，红灯区挺有意思的”。孙道临和我说，“小王，我们去一趟”。我就跟他去了。坐了一个大凯迪拉克，那司机比我还体面，大高个儿，嚼着口香糖，带着蛤蟆镜，特帅。车开到时代广场停车，我们下来走过去，孙道临和我说，“小王，咱俩拉紧点，省得把咱们分开”。他想象里，红灯区肯定有很多女人强拉男人。我们就手牵手走着，满大街都在看我们，看同性恋的眼神。
我们在百老汇看了《猫》，看完整个人又都懵了，没想到能这么演。那个地板要滑能滑，但是人走上去又不摔倒，那是什么地板？翻译在我们旁边打瞌睡，演大黑猫那个就过来逗他，一下子就坐他腿上，开始唱。怎么还带这样的？我就很担心，“小母猫”千万别来坐我身上啊，那就麻烦了，我是当兵的。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有这么一根弦，我是一个军人，我是一个党员，时不时老提醒自己。
这一次出国政治没出问题，第二年又让我代表中国电影圈去了日本，去了五个城市，也是和做梦似的。当时觉得大坂真好啊，去年拍《赤道》又到了大坂，觉得大坂真破啊。
王学圻凭借《梅兰芳》十三燕一角斩获第46届金马奖男配角。
说真的，我们团的人都很感谢我，因为我接戏比较多，导致底下的人也不好控制。所以我们团出的名人特别多，叫做明星团。其实你出不出名，部队根本不需要，你拿了个什么奖和政治部能有什么关系吗？但你要是出事就麻烦了，文工团一出事，影响特别大，比摔飞机影响都大，一个演员出事马上全国都知道，政治部的主任检讨一个接一个写。
以前我们是有任务下部队的，排话剧，每年起码半年，一场戏演三四个月。最早我也不是什么主演，就是跑群众，一年能上很多很多话剧，不闲着。飞机早上来，晚上就走了。我们是空军队伍，都是专机。两架飞机，一架装人，一架装道具。那个时候都盼着下地方，吃得好。第一次下去，是晚上11点到的，师傅说，太晚了，吃点宵夜吧。我们还客气，说吃过了。师傅说，那吃点面条吧，方便吗？方便方便，大盆汤面端过来了，我们把干的都捞了。人家一看，这不像吃过东西的啊。得了，煮饺子吧。诶呦，饺子啊，哗哗又吃。那把剩下来的也煎了吧？油煎的饺子又上来了，吃到半夜，肉也上来了。这时就真想抽自己嘴巴，面条吃饱了，后面吃不了了。
我讲的不是瞎话，是真的。空军灶，第一流的，相当于潜艇灶。
戏都是自己排的，讲部队生活的戏。这个太难编了，话剧里要有矛盾，但我们编的剧里，最大的矛盾无非就是要推一个厕所，推了我们盖幼儿园，推还是不推？其他的不敢写，戏里不能有坏人，政治部不能写，也不能写摔飞机吧？就像我们当年拍《大阅兵》的时候，本子写完后，空军就说这个本子不行，因为剧本里写了几个身体不好的，我就是。军队说，来参加阅兵的这些都是万里挑一，拿尺子量的，怎么可能身体不好？那思想有问题行不行？也不可能，我们都是尖子，都是模范党员。什么都不行，总参不通过，把艺谋（编者注：张艺谋在《大阅兵》中担任摄影师）他们给郁闷坏了。
我在部队的时候编过一个戏，其实当时初衷是希望这个戏拿上去就被毙了，毙了我就可以不演话剧，演电影去了。我编了一个参谋长，快退休了，但一心一意还扑在党的工作岗位上，对退休迷惘得很。退了能干什么呢？钓鱼不爱，抽烟不会，他还愿意继续做军人，但是做不了。结果戏送上去，碰上一个刚好要退休的政治部副主任审，正中下怀，觉得这个戏太好了。那就只能演了。
这部戏下部队演了半年。地方上都说，这个戏太厉害了，能写这个，能写自己“弄虚作假”。部队演完之后，全军汇演都没敢演，总政看完以后没表态。
这是我们演过最激烈的一部戏。文工团的作用是什么？鼓鼓士气，宣传党中央的精神。你说你演一些矛盾，看完大伙儿画问号行不行？得是演完热血沸腾这才行，这是部队。你要是演个《雷雨》，战士们看完之后回去睡不着觉，确实不合适。
王学圻成功塑造了很多硬汉形象，这得益于他早年的部队经历。
我在部队演的这些话剧，和电视电影是两个系统。我在这两个系统里进进出出，转换不好的话，给人感觉就太明显了。我觉得自己能完全掌握好这个，是从《天地英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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