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股市？

连续三周的暴跌后紧接连续两日的暴涨，中国股市诠释了何为疯狂----从6月12日至7月8日，上证指数从5178点滑落至3507点，市值跌去三分之一，A股市值蒸发17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三个月的经济总量，其后在政府部门的“暴力救市”下，股市又在短期内强烈反弹，有再次变回疯牛的潜在风险。暴跌割肉，暴涨踏空，股民无奈自嘲：“A股散户犹如出了ICU就直奔游乐场”，也难怪在此轮暴跌风潮中，只有生产速效救心丸的企业股票不降反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股市出现暴涨暴跌的现象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股市的疯狂？在暴跌期间，中国官媒指称罪魁是“西方势力”。官媒《证券日报》、《金融时报》等接连发表重量级评论文章，指境外资本大鳄的狙击是股灾的罪魁祸首，《人民日报》等也旋即跟上，将一些对监管层的批评称为是“别有用心”。然而仔细推敲便会产生疑问：究竟有没有“西方势力”做空股市需要谨慎下结论，尚未调查就急匆匆抛出这样的论调，将罪责归咎于“西方势力”，是否又是另一种别有用心？一直以来，“西方势力”的阴谋似乎是官僚推卸责任的万能替罪羊，无论是香港占中，还是访民维权，甚至是网民的戏谑调侃和正常的学术讨论，“西方势力”的幕后黑手都被描绘得好像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利用舆论“造鬼”已成为官僚们掩盖无能的趁手工具，在此次股市暴跌面前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人利用市场的错误管理和监管不足上下其手，其中一定有外部人士毋庸置疑，但也完全不缺自家人的疏忽或无能，给了对方以可趁之机，这正是中外投资大鳄的惯常手段，怎么能无视监管部门自身责任，全怪别人？

拿“西方势力”文过饰非无济于“市”，不仅是推卸责任的滑稽表现，更令人怀疑相关部门的治理能力。如果说暴跌阶段尚有“西方势力”可以推托，那么在此前一年的单边暴涨和最近几天的急剧反弹期间，媒体喉舌们不顾市场风险加速累积，一味鼓噪的进场热潮又该如何寻找托词？毫无疑问，不论是暴跌还是急涨都不是一个健康的股市应有的表现，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和监管机构也不能总扮演这样的滑稽角色。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健康的市场，牛市当来则来，救市理所当然，绝不能不顾客观规律，更不能忽略法治要求，无视风险累积和依法治理，将慢牛变成疯牛，将疯牛变成病牛，将病牛再变回疯牛，在危机爆发后，也不进行检讨反思，不认真寻找救市良方，不敢正视导致股市暴跌的真正原因，而是拿“西方势力”来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此次股灾发生是多重因素综合发力的结果，但明显的是，除了某些机构投资者在股指和股票间跨市场的对冲做空与融资融券泛滥下的杠杠效应是导致市场暴跌的两大主因之外，监管机构对风险意识的后知后觉，财经官员不负责任的吹嘘和盲目鼓动股民的无知行为，同样是导致暴涨暴跌的原因。

管理层必须认识到，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并不十分适合现阶段的中国股市。如果要推动这样的政策，就应该要求监管官员有积极的认识，要求监管机构建立配套的监管工具和机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建立才不过二三十年时间，还严重缺乏对市场风险和投资工具的深入认识，监管层还缺乏有效驾驭手段。股市是一种市场机制，要运行好，就必须培养参与到这种独特市场的投资文化。机制可以一下就建立，但培养股市的投资文化却需要时间。这次暴跌，就暴露了监管层的风险意识和对资本市场的驾驭能力与急躁引进的各种所谓市场创新投资工具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就是说，在监管部门和资本市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对基本矛盾，即监管部门落后的监管能力与已经高度杠杆化的金融衍生投资工具之间的矛盾。在缺乏有效监管手段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特别是证监会和个体投资者对市场对冲和投资杠杠缺乏有效应对手段和风险意识，无疑给了对冲做空者以投机空间，使得中国股市在过去一年变为一头上蹿下跳的“疯牛”，最终酿成了股灾。

而中国股票市场的特征，以个体投资者为主的市场结构，也给了投机者兴风作浪的机会。占据中国股市投资者数量五分之四的散户，尤其是作为主体的中国大妈，从不缺乏资金和热情，却严重缺乏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还没有养成股市投资文化，结果只是投机和赌博，在面对被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金融工具掀起的巨浪时，能做的仅仅是结伴前往交易所跳广场舞唱国歌，犹如教堂里唱圣歌的虔诚教徒般，希望“国家队”出马救市。然而，不论她们近些年来在黄金市场、股票市场中的阔绰多么令世人惊叹，但仅凭激情与淡然应对风险的“胸怀”，在面对金融市场上已经浸淫上百年、各种对冲工具和杠杠运用操纵自如的投资机构和电脑系统时，怎么可能不壮烈出局？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绝不代表中国已经有相应的金融实力。金融实力除了包括经济规模之外，至少还包括有效的监管手段、理智的投资群体和一流的风险规避能力。在缺乏有效驾驭手段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是保持安全距离，踏踏实实地巩固和发展实体经济。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股票市场来说，第一要务应该是做好股票买卖这个市场，不要盲目发明和引进太多高风险的对冲工具和杠杆手段，给投机者以操纵空间。一千多年前，韩愈说过“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的经典名句，但事实上，这个经典名句的背后，还潜藏着另一层同样重要的潜台词，即如果没有能驾驭千里马的骑师，千里马除了只会让人更快地从马背重重摔下之外，还有什么用？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当然要大胆尝试，敢于进行市场创新，但是尝试与创新也要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绝不能拔苗助长，把别的国家建立在上百年经验教训基础上的金融投资工具不加甄别的拿来套到自己头上，如果对金融投资创新工具缺乏有效驾驭手段，别人的千里马，只会成为你的灾难。

因此，包括当局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和机构都应该以本次股市暴涨暴跌为契机进行深刻反思--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股市？既然社会主义在中国可以被冠以“中国特色”的前缀，既然在改革开放期间引入市场经济进行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时候可以冠以“中国特色”的前缀，那么，为什么中国股市就不能冠以“中国特色”的前缀，使其更适应于当下中国的监管现状和市场构成，而不是盲目跟随别人的实践经验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样道理，中国股市的发展必须要考虑中国实际，绝不能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陷阱，被一些花里胡哨的概念和杠杆工具遮蔽了眼睛，把企业变成股票，把股票变成指数，把指数变成期货，把市场变成了屠宰场！

对证券监管部门而言，或许教师爷就近在眼前，因为央行管理人民币汇率的办法就值得学习借鉴。在过去几年，人民币汇率从无剧烈波动，而是持续保持循序渐进、有管理的升值。这样的汇率变化，既给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以调整和适应产业升级的空间，也使得人民币币值和中国的经济实力渐趋匹配。同样的，中国正是需要如同人民币一样持续增长的“慢牛”股市，成为实体经济的支撑，为经济转型创造时间和空间。因此，证监会有必要将央行的经验运用到股市的治理上，因为这不仅能够有效避免股灾，确保股市的健康发展，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第五个现代化”，不仅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在经济金融领域，要想尽早达到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目标，就必须先提升官员们的认知水平和专业水准，既不能低估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也不能高估中国经济和金融实力，更不能高估自身的专业水平和作为市场构成主体的个体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承担能力。
中国从不缺乏官僚，但却严重缺乏一流的专业官员，尤其是在高度国际化、专业化的经济金融领域，更缺乏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在这个层面上，决策层必须认识到金融财经领域的专业属性，要全力培养和重用有真才实学的高素质人才，并敢于把这样的人才放到合适的管理位置上，不能因为要照顾某人的行政级别或者因为某人从属于某个派系就大开绿灯，否则金融领域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将无从谈起，今天的股市危机很有可能会在其它领域变换花样再次上演。

财经官员和监管部门都应该摆脱官僚化，建立专业化，甚至要提升政治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合适管理者。股票市场有其特定规律，在这种规律之上寻找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专有规律是这些官员的责任和首要任务。股票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和政治运行里有着独特的作用，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和互为表里，官员们就要懂得大政治，将两者结合认识，让股票市场有效服务这两个领域的积极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