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顾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此前，李谷一曾怒揭团里腐败内幕：公演私分、账目财务管理混乱、个别领导中饱私囊等等，并向有关部门举报。然而调查不但一直没有结果，李谷一还被调离了岗位。这次顾欣虽然最终落马，但文艺圈长期以来关注与监管不够“灰色地带”依然存在。
顾欣“落马”掀文艺反腐小高潮
文艺圈“腐败名利场”
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中国歌舞团和东方歌舞团，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国家歌舞团。顾欣从2001年至2010年，以总经理的身份掌管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10年。
顾欣上任后认为搞剧场、放电影并不挣钱，于是把人民剧场转租给了夜总会。江苏省演艺集团一位内部人士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他把剧院租给了无锡的一个夜总会，然后又重新大兴土木修建。之前的内部设施全部废掉，改成一个个小包厢”。夜总会在营业一段时间之后，又被取缔。至今人民剧院仍处于停用的状态，“国家的钱，就这么打了水漂”。
除此之外，资深文艺界媒体人士说，江苏省京剧院很多正当年的京剧演员被顾欣劝退，“工龄满30年可以退，给很好的待遇，一大批正当年的老人退了”。内部人士表示，这是因为“京剧院有些老人敢说敢讲，看不惯顾欣的一些做法，他就劝退那些人……一个京剧演员培养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人家正是出戏的时候，就让退了”。江苏京剧院此前有过多次外事演出，是与北京京剧院、中国京剧院比肩的剧院。但是随着演员的流失，如今的江苏京剧院已经无法与之相比。
此类事件并非个案，2002年9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执法人员对涉嫌贪污受贿的央视原春节晚会导演、政协委员赵安和其妻进行立案侦查。据报道，执法人员在赵安家中搜出现金及存款1,000多万元（1元约合0.165美元），扣留赵安拥有的6辆豪华小轿车，包括每辆价值80万元人民币的原装奥迪V6轿车两辆，每辆价值76万元人民币的豪华进口轿车两辆。
2003年9月，时任央视高官文艺中心主管电视剧的副主任冯骥因涉嫌经济问题被捕。冯骥曾任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副主任、主任，文艺中心副主任主任，月前才调到中国电视国际总公司，长期主管电视剧的制作、播发。他也是多部电视剧如《橘子红了》、《走过花季》、《忠诚》等剧的制片人或总监制。
2015年3月26日，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赵红梅(副厅级)被批准逮捕。2015年7月初，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张苏洲(正厅级)的忏悔书突然在网络上曝光。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总额近八成为玉石，其中一次收受的和田玉就价值350万元；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收受字画、玉石等物品近200件，价值,1300余万元；原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文强落马前与“重庆最大古玩商“陈明亮公私勾结……腐败的触角已经钻出文艺的圈子盘结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文艺圈的经济犯罪方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着。
“黑暗天堂”的诞生
李谷一曾说：“东方歌舞团的腐败是体制上的腐败”，这句话曾引起了很多共鸣。在影视圈，制片人和导演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举例来说，赵安和冯骥均是中国电视文艺界“大哥大级”的人物，可以说掌握中国大陆演艺界最大的资源，其权势足可以“一言兴城”来形容。一位圈内人士曾经表示：张俊以从90年代起就年年在央视的春节晚会上有长镜头--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张俊以就是利用这样得来的知名度游走在娱乐圈。张俊以常常大手笔赞助央视一些晚会，甚至有人说赵安的“腐败”也与张俊以有关。
与赵安事件密切相关的春节晚会也自然被人们怀疑是一个“权钱交易”的场所。三联生活周刊曾撰文说：“20多年，春节晚会像一个不停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它从一个简单的娱乐活动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它的游戏规则随着春节晚会被越来越重视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悄悄地改变……”
此类文艺界腐败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原因有二：一是文艺界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文艺生产处于高度垄断，为了进入文艺界，一些从业者不得不行贿或出卖色相。二是文艺权作为一种公共权力，理应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但在现实生活中，文艺权已成为一种专权，文艺界也一直缺乏一套有效的自我监管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对文艺从业者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蜕变成了纵容。一些文艺从业者甚至充当腐败掮客，成为腐败的参与者。
在本质上，文艺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自身本没有什么腐败的根基，但若文艺与权力、利益以及色情相勾结后，那么文艺将会沦为腐败的附庸和工具。
由此推理，文艺也是一种可资交换的腐败资源，一方面，借助文艺的掩护，有权者可以与文艺从业者形成利益共同体，获得所谓的“风雅”、“品味”和“雅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和陶醉感。文艺似乎成为一种腐败特权，唯有权者才可能享受到文艺。另一方面，凭借权力的庇护，文艺从业者可以获得所谓的“名声”和“层次”，达到别人所难以达到的“成就”，满足他们对功名的渴望。文艺成为一些文艺从业者接近权力的工具。这些交换的背后，其实质仍是以权谋“艺”或以“艺谋权。
文艺圈的腐败不仅有丰沃的温床还有坚固的堡垒。文艺圈扫黑正面临重重困难。举证难就是其一。涉嫌双方谨慎的交易常常让廉正公署难以举证，仅仅靠证人证词来提出诉讼又会显得相当单薄。
北京某地税局副局长曾向记者坦言说：“发现偷税、漏税并采取相应措施是税务机关面对的最大难题。因为发现情况后需要根据出具掌握的证据来处罚，而证据偏偏不好收集。我们发现某演员主演某部电视剧而没有到税务部门申报，税务人员费了很多周折，询问了很多单位、个人，都没有搞清这部电视剧的制片商是谁”。对此问题，北京大学的杨凤春教授说，在信用体制等硬件设施不完善、演出、影视生产市场的不规范、文化市场管理的软弱宏观背景下，实行申报税制度肯定会有漏洞的。刘晓庆只是“很不幸地被抓住了”。
另一个困难与体育的黑哨问题相似，那就是是否有相关的法律进行约束和惩罚。体育“黑哨”真相大白后，现在教练裁判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有了一个法律尺度的定夺，而艺术界现在还是混沌一片，评委都不知道哪些行为算受贿那些不算。据圈内人讲，有的东西已经形成了行规，人人都这样做，并且不觉得这样做违反了法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见到有人因此受到处罚。
另外，文艺圈人士由于知名度高，社会关系多，如果真的涉及违法，查起来也确实比较困难。
评论：文艺反腐怎么打“老虎”
据说，最近中纪委扩大了调查范围，将书法家、画家和音乐家等文艺圈人士也列入调查对象。其原因为，文艺圈人员利用与喜爱收藏字画的高官的私人关系，为行贿商人和官员提供了方便。
说实话，一些官场腐败有目共睹，文艺圈的肮脏也众所周知。陕西书法家协会，除了一个主席，一度弄出好几十个副主席。为什么这些人如此热衷到这种半官方的协会来担任看似并无多少实权的职务，问题的关键就是有好处。
当某个手中握有实权的领导在艺术协会里出售字画时，一些求领导“办事”的人，自然会出高价购买。领导卖掉字画得了钱，自然会帮买家一些“小忙”。这种权钱交易的行为，不是腐败是什么？
此外，利用协会领导本身的地位卖字画，这种腐败不过是披着艺术的外衣而已。真正良好有序的市场，从来不认什么官衔。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李可染、吴冠中、靳尚谊、李苦禅、吴作人、黄胄、常书鸿……这些著名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即便曾经在美术家协会里担任过领导职务，但哪一个是利用协会的领导职务卖字画的？
当今好多协会领导者，披着文艺外衣卖字画，互相搞利益输送，不过是使腐败变得更加隐秘，貌似更加合法，由此躲过纪检部门的监察罢了。如果领导的半吊子“作品”可以卖出天价，而真正好的作品却无人问津，那么其他那些坐冷板凳，孜孜矻矻，为艺术奋斗的艺术家心里是何滋味？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会导致书画市场变得畸形，不利于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要消除这种现象，就要从制度上着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要求从政就不要插手艺术。让政治和权力分开，彻底切断腐败和艺术之间的纽带，扯下腐败的艺术外衣，让艺术腐败无所遁形。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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