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十余年之久的伊朗核谈判终于7月14日画上句点，然而就在诸国弹冠相庆之际，参与谈判的各方却就中国在谈判中起到的作用分歧益现。相比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协议达成后的第一时间发声，“中国为达成伊核全面协议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虽亦在公开发言中向中国致谢，但在事后的分别致电中却似乎刻意绕开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而当其在采访中进一步坦承，“俄罗斯对伊核谈有所助益，普京和俄罗斯政府的区别态度让我感到惊讶。若非俄罗斯坚持与我们一同谈判，我们无法达成这样的协议”，将莫斯科抬到高位，唯一未获高赞的只剩下北京一方。
北京的低调与高调
一边是中国“自我高歌”，另外一边则是美国“有意冷淡”，如此巨大的反差着实吸睛。然而，难道北京在伊朗核谈判中当真只是唱唱无关痛痒的旧调，今天又在协议达成之后厚着脸皮为自己贴金？回观伊朗核谈漫漫历程，一直以来尤其是在2013年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之后，中国显然并非对此全无助力。那么，北京又是如何在这一进程当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建设性作用”的呢？
因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02年公布伊朗在纳坦兹建立了铀浓缩设施以及在阿拉克建造了重水核反应堆的情报，引发的这样一场政治危机，已经走过了13年。虽然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从最开始便介入到这一问题的谈判。但在伊朗核谈判的头10年当中，中国留给外界的似乎永远都是一个背影。除了中国代表口中反复吟唱“要合作”外，难见中国思路在伊朗核谈判当中再有更多的体现。与美国、俄罗斯与欧洲高频的媒体曝光率相比，中国更似永远都是最为“低调”的那一个。只不过，这样一种情况却也并非一成不变，就在最近两年进行的核谈中，中国已然开始突破传统印象为自己划定的牢笼，比以往更为积极、“高调”。
伴随着鲁哈尼上台，一个“更为温和”的伊朗政府已经形成，为反复遭遇搁置以及彻底颇局危险的伊朗核谈判的再续提供了契机，中国新一届集体亦看准了这样一个机会。
2013年11月，在伊朗核谈达成阶段性协议最关键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致电鲁哈尼，就一些实质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鼓励鲁哈尼积极考虑与六国达成临时协议，中国政治最高层的这一表态，足以显露出北京方面在竭力促成伊朗核问题解决上所持有的信心。
此后，2014年2月一向习惯于“务虚”的中国进而提出了“五点建议”，尝试以更为具化的方式为后续的磋商创造了积极的政治环境，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思路的引导下，同年4月1日中国又提出了“四点主张”。11月24日刚刚抵达维也纳的中国外长王毅在会场外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又特别强调了中方提出解决伊核焦点问题新思路。“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在各方之间，特别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了多次斡旋，推动各方缩小分歧，增进共识”，这样一种斡旋具有成效。同时他还“带来了中方根据各方所提意见综合形成的方案，以解决最后的焦点问题”。籍此，中国已经逐渐走出反复强调谈判的“非战”因素的空洞框架，寻求为问题的成功解决提供真实有效的帮助。
果不其然，之后的2015年3月31日，王毅进一步就伊朗核问题谈判提出包括政治引领、相向而行、分不对等、一揽子解决的四点细化主张。尔后，面对美伊态度的一再反复，北京方面又发出了“不允许各方再提出新条件和新问题”的催促。乃至于伊朗核谈判进入到最终阶段的协调沟通后，王毅再次以“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现在已具备达成一份好的全面协议的基本条件。六国外长再次聚首维也纳目的就是为了结束这场谈判。伊核谈判不能也不应该再拖下去了”，力促各方不应在关键时刻后退，并有针对性地与包括俄罗斯、伊朗等在内的谈判方代表举行会晤，逐一打破可能令协议再次束之高阁的壁垒。
当北京在伊朗核谈判当中的角色从“始终高举劝和促谈的旗帜，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更多地向侧重对会谈的具体内容进行把控、引导谈判走向倾斜，其一切努力背后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激励促成谈判达成更为具化成果，而非开放式结尾，也越发凸显出来。由此已不难发现，中国致力“建设性斡旋”伊核问题并非一句空话，而是真的具有其现实意义。
伊核谈判中的中国思路
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影响外界对中国在伊朗核问题解决当中所起作用“视而不见”的主要原因，仍在于中国思路与其它各方有着明显的不同，相比于其它各国更倾向于在谈判桌上挥斥方遒、直面要价，中国思路以及具体行动或许并非能够为人们所轻易察觉。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则在于，中国是唯一与伊朗核谈判相关各方均保持有较良好关系的国家，这不仅为之扮演重要协调角色提供了空间，更令中国自一开始便对自身进行了特殊的定位。
上世纪曾集中精力发展核力量的中国，或许比西方能够更切身地理解伊朗即便承受制裁之痛也要发展核力量的初心所在。不同于外界将此许为，伊朗意图追求地区大国，增加对地区影响力，甚至成为国际一极之举，在北京看来，生存与发展或才是伊朗的根本目的所在。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国内经济情况一直很糟糕，加上社会经济阶层分布不均，民众对于变革的要求十分强烈。尽管90年代以来，历届伊朗政府都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变日益拉大的阶层分化，结果却“越改越糟”，来自西方的制裁更令这样一种状况雪上加霜。所以，要想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并不在于每次谈判当中能够逼迫伊朗作出多大程度上的让步，尽管这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也是基于满足伊朗对于生存以及发展权的诉求才有可能顺利达成。自古以来，官逼民反、狗急跳墙的例子并不少见，过度对伊朗施以强硬手段，只能愈加逼迫其铤而走险。
也正是因为此，伊朗核问题曝出之后，中国虽亦参加了联合国对伊朗的一系列制裁，但与西方动辄以动武相威胁迫使德黑兰弃核不同，中国并不认可美国以及欧盟对伊朗的单方面制裁措施，并认为单方面制裁不符合国际准则，不具备国际法意义上的有效性和约束力，它们也没有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中国只会严格遵守中国同意的、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伊朗决议。中伊两国在经贸以及政治领域的交流始终未曾中断。在外部一片喧嚣之际，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甚至有了务实进展。
其一，在经贸领域。公开数字显示，中国自2009年起便超过欧盟正式成为伊朗第一大贸易的伙伴，以及伊朗最主要的投资供应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因西方国家撤出后所留下的贸易额。2014年中国和伊朗的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最高，约520亿美元，2013年同期仅为400亿美元。。此外，中国手中还握有大量伊朗石油订单，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原油需求国，2012年国际社会对伊朗制裁加码以来，伊朗出口石油半数销往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已占到中国全部进口石油总额的10%。在中伊石油贸易当中，获得满足的远不局限于中国自身的能源诉求，不斩断石油这条伊朗赖以生存的生命管线，更给予了伊朗以尊严、伊朗人民以生存下去的条件。
其二，中伊两国近来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也在循序展开。事实上，中伊军事技术合作自有其悠久的历史，早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中国就加强了其作为伊斯兰共和国武器主要供应国之一的地位。而自2014年初以来，双边的军事合作则又在此前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当年5月，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访华并就扩大防务，尤其是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海盗行为的合作达成共识。仅在此之后不久，中国战舰9月又首次停靠伊朗军港，两国海军进行了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均被视为“联盟信号”。虽然在西方看来，制衡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必须要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严控，军事层面尤其如此，但如果将伊朗视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拥有国防军事方面的合理诉求应当可以为人们所理解。
其三，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另外一处特殊举动，则体现在加紧与伊朗的政治合作上。在包括亚信、上海合作组织等诸多多边舞台，德黑兰与北京方面不止一次显示了热络，这样一种密切互动更在伊朗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中，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届时伊朗尚未被解除制裁，这样一举在外界看来着实“意外”，但这或也恰是伊朗核问题解决过程当中中国思路的又一次体现。
从亚投行创始国阵容来看，人们显然更难想象诸如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死对头能够同时出现在名单当中，但这却也已成事实。伊朗核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于深深植根于这一土壤之上，若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良好的地区环境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人们却不难发现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国际大国一直以来都在极力调停各方纷争，但皆收效甚微。其实人们早就该认真反思其长久以来的中东策略，以更广意义上的利益捆绑，而非结成利益集团彼此制衡，或才是破解这一困局之道。而至少在将各争议方拉到同一谈判桌前这一问题上，中国确实做到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