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宁被判了4年监禁，你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奥斯维辛大屠杀幸存者伊娃・侯尔（左）紧紧握住格勒宁（右）的手
“满意，满意，满意。”在接受CBS的采访时，苏珊•波拉克，奥斯维辛大屠杀尚在世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面对着镜头重复了三次同样的回答。当年她还是13岁的小女孩，和母亲一到达奥斯维辛便被带进了毒气室。
2015年7月15日，现年94岁的奥斯卡•格勒宁在一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进德国一家法院的庭审现场。他被控参与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内对至少30万犹太人的屠杀，判处4年监禁。
格勒宁静静地听完法官宣读裁决书，离庭时神情黯然。
纪律、服从、权力
“纪律、服从、权力，我是在这些词汇中长大的。”格勒宁告诉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
格勒宁出生于1921年，那时德国还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中走出来。4岁时，他的母亲去世，他的父亲是德国军事民族主义组织（Stahlhelm）的一员，反对一战战争赔偿，反对德国建立民主国家。12岁时，格勒宁成为“Stahlhelm”青年成员，他穿着军装，和一群同样穿着的“童军”站成一排，身后的房子挂着带有纳粹标志“卐”的旗帜。
“军装让我着迷，原谅我这么说，但即使到今天，每当我听到军乐时，还是觉得无比振奋。”他用颤抖的声音说。
他家附近的铁匠铺是一个犹太人开的，格勒宁儿时常常和铁匠的女儿在街道上打弹珠。有一天，一个士兵站在店铺门口，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德国人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
那时候他常常跟着大家一起唱，“当犹太人的血液开始从我们的刀下滴落，一切都会变好。”“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格勒宁回忆。
在奥斯维辛 常被惨叫声惊醒
“火车拉来了新的一批犹太人。我被分派到看守行李的岗位。突然，我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或许他的母亲早知道会被送进毒气室，所以把他遗弃在路边。一个士兵被婴儿的哭声吵醒，他一把抓住婴儿的头砸向铁皮卡车，直到一切安静下来。”
这天夜里他躺在床上，辗转无法入睡。
两个月前的一天他来到奥斯维辛，刚进住处就看到桌上摆放着沙丁鱼、火腿、伏特加酒和朗姆酒，21岁的格勒宁很是兴奋。突然间门开了，有人宣布，“新的一批犹太人到了，他们现在进营了，真是幸运。”
格勒宁问那些来得更久的士兵“幸运”是什么意思，没有人回答他。
他被分配到记账员的任务，负责统计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害者处没收的财物。他说自己努力工作，睡眠良好。那些柔软舒适的床和有格子花的被子曾经都属于犹太人。
一天夜里，他在一阵口哨声中醒来。有犹太人逃走了，他跟着追了过去，随后他看到一群赤身裸体的犹太人被赶进了农场，一名军官带着防毒面具，打开毒气罐，喷到农场里。然后，他听到一片惨叫声，惨叫声中夹杂着怒喝声，很久以后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中。
后来他常常被这样的惨叫声惊醒，醒来却发现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想要讲出来，不管讲几个小时还是几天
1985年，在一个集邮俱乐部的聚会上，有一个人谈起，“居然有人起诉否认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人，这明明没发生过啊。”说完递过来一本书，书名叫《奥斯威辛的谎言》，一个老纳粹写的。
“我亲眼目睹了那里的一切，毒气室，火化室，五十万犹太人惨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格勒宁把书还回去，并在纸条上写下了这句话。
从那时起他决定不再保持沉默。不久后，他用打字机敲下自己尘封多年的回忆，在三个星期里一共敲下87页。他把纸张交给此时已是一名律师的大儿子。又坐下来继续写，试图回答小儿子的疑惑。他复印这些纸张散发给他的朋友们，告诉他们曾经的自己和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切。
2005年，他坐在BBC的摄像机前面讲了9个小时，“我想要讲出来，不管讲几个小时还是几天。讲出来有用。”他也成为第一个讲述当年屠杀暴行的被告人。
困扰我七十年的问题
1948年，他从英国战俘审判营中被释放。在英国受审时，他并没有说出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角色，他跟她的妻子说，什么都别问。
回到德国，他和妻子一家生活在一起。一天跟岳父岳母一起吃饭，岳母说，“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跟一个杀人犯一起吃饭？”他拍案而起：“我坐在这里是因为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
那之后他不再想听到、谈论到任何关于那场大屠杀的事情。
他开始在一家小工厂当会计师，过上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他不知道1964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他不知道1979年在德国播出的美国连续剧“大屠杀”，他也不知道“辛德勒名单”。
1968年，他的两个儿子都成年，他们去了大学，很少回家。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也不会主动跟他谈起。
从他看到那个被撞死的婴儿开始，他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的有罪？
他没有杀过人。他没有亲自喷洒过毒气，甚至没有烧过一具尸体。他在一边看着，从起初的震惊，到逐渐的惯以为常，再到这些场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面对媒体，他承认自己道德上有罪，同时坚称法律上并没有罪责。
如果不能被宽恕，我希望被理解
格勒宁说他和交谈最多的是上帝。
他向上帝祈求宽恕。
他的桌子上有两份文件，第一份是他在目睹犹太人尖叫声后的转岗申请书，第二份是当地法院的传唤书，那次他被传唤作证指控奥斯威辛集中营党卫军的罪责。
他说这些能让他感到自己的罪责减轻。
十年前格勒宁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时曾说，“如果不能被宽恕，我希望被理解。”
在2015年7月15日格勒宁受审的法庭上，年迈的伊娃•侯尔，当年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颤颤巍巍地走向坐在被告席上的格勒宁，紧紧握住他的手，交谈起来，格勒宁拥抱了她。曾亲历那场苦难的伊娃说，“宽恕是最好的和解方式。”或许在那一刻，困惑格勒宁七十年的问题，得到了回答。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