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辞世，各界均不吝赞美之词。有赞其宁丢乌纱帽也力挺小岗村的勇气，有赞其“日行万里”建成人民大会堂的效率与能力，有赞其“改革开放”高级工程师的风范，也有赞其尊重知识分子的开明。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收获如此多赞美的万里，究竟给当下的中国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先从剖析万里身上的众多标签开始。
万里参加第十四届党代会，次年万里退休，以身作则，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头号标签当然是改革。万里的改革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入客观认识上，而非脱离群众拍脑袋。文革结束后，万里出任安徽省第一书记，以清除当时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最为严重的“左”倾给社会带来的破坏。面对安徽这样的农业大省，并不了解农业的万里，首先花了三四个月走遍全省。在亲眼见到农村触目惊心的贫穷，和农民希望通过“包产到户”解决温饱的现象之后，他决定力挺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模式。这使得改革开放在安徽第一个萌芽，从农村率先开始。
不得不说的是，在文革刚结束的时代背景下，在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仍占据整个中国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支持“包产到户”的改革所冒的风险是极大的。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释放出上层领导对于改革指责的信号，否定包产到组等责任制形式。党媒的发声在农村造成了恐慌情绪。台面上，万里安慰基层干部称《人民日报》不过是辆公交车，谁的文章都可以登，不必在意；私下里，据称万里与家人谈及要做好丢乌纱帽的准备。
在万里的力挺下，小岗村不仅成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而且形象地向民众展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内涵，与大寨所带来的运动、灾难与饥饿形成鲜明对比。万里也因此被称作“改革开放”的高级工程师。
另一个标签是开明。在六四事件中，针对回应学生诉求，万里是被寄予期望的人物。虽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适逢关键阶段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最终在归国后被强制于上海表态才被准予回京，5月31日回京后，也并未发表过任何与邓小平等人意见相左的观点，但被迫的表态恰巧显示这与其真实的政治理念相反。并且由于他和赵紫阳长期的亲民关系，以及他的改革烙印，各界仍然认为万里倾向于对学生采取开明的做法。
事实上，万里的开明形象并非局限于六四事件，更体现在其对知识分子跨时代的尊重。文革使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惨遭浩劫，在当时文人尊严扫地的情况下，万里仍然愿意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这成就了他在知识分子心中开明的形象，也令李苦禅、梅兰芳等艺术家视其为朋友。
在“改革”和“开明”的标签之后，正是万里为当下中国正在悄然进行的、由统战和政协破局的政改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宝贵的统战资源。众所周知，在新的统战布局中，重点的三类统战中尤其指向知识分子，回顾历史可知，知识分子往往又是政治体制改革最忠实的支持者。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万里对于知识分子的对话处理方式，对于正在去专制化路上的中共而言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今年有风闻称，中共将在纪念胡耀邦百年上有大动作，事实上，胡耀邦、乔石、万里等人所具备的相同的改革与开明的标识，一直以来都备受知识分子群体尊敬，因此，对这些故去的政治家的纪念，也当是中共统战知识分子，为改革凝聚更广泛支持的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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