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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上意 《炎黄春秋》虽遇难未身死


近日,几陷绝境的《炎黄春秋》传来哀鸣。临危受命担任杂志总编辑的杨继绳连发两封公开信,痛述目前遭受的艰难处境,并对有关方面的操作提出委婉质疑。其后不久,曾在2013年初南下灭火、处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庹震升任中宣部副部长。两件事相结合,难免使同情《炎黄春秋》者深感凄然。而站在对立面的人们则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正确必须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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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受限后多次对外提及习仲勋的认可,此举是一种政治忌讳

作为一家体制内以讲述历史为业的杂志,《炎黄春秋》的“陨落”,既事关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管理新动向,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时下主政者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与中共高层新的历史态度不相符合,或许才是《炎黄春秋》在过去两年半里频遭波折,终至难以为继的真正原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打下死结。

“两个不能否定”重挫《炎黄春秋》

最能体现新执政者历史态度的,或许就是在2013年1月6日,也即在《炎黄春秋》网站被封及《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相关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出席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时,习近平所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

习近平解释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分别的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共领导人民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习近平还特意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
显然,“两个不能否定”看似两手端平,实则有所侧重,着意于表达对改革开放之前20多年的有条件的肯定。这因应于当下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的趋势风潮。而《炎黄春秋》也在其中贡献了一分力量。比如质疑“狼牙山五壮士”,揭示毛泽东的错误,另外在改革开放、苏联、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史观、枫桥经验等议题上也多有与中共传统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之处。

当下的中国出现这些“否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有条件否定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基础之上,30余年后的中国民众早已远离那个时代那个人物,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导致官民对立,中共僵化粗糙的意识形态管理宣传方法,社会舆论的放宽与民众批判意识的增强,新媒体的涌现,国外新价值观的涌入,都对历史人物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造成了负面影响。

当然,尤其重要且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那段历史中确实存在很多过错、污点和灾难,而官方意识形态习惯以空白、假象示人,并对揭发者保持高度警惕。虽然《炎黄春秋》确实可能也有轻浮失实或有违“政治正确”之处,但却承担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责任。这是其对中国的价值意义所在。

然而,另一立场上的中共执政者却有着不同的考量。或许在其看来,否定中共的历史,其实就是在否定中共当下的执政,这是现实的“威胁”。决策者的“两个不能否定”与“中国梦”、“大统战”具有相似的态度精神,皆有寻求“最大公约数”、弥合族群分裂的意义。中共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历史有“功过两极化”的特点,选择性“失忆”,或许确实有助于当下国家治理现代化。

春秋功过谁人评?

对于历史究竟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身在其中者更加难以给出客观、正确,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各方或许都应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的真相是否必须被知道?历史(或者是历史的某个细节)真相是什么?历史(或者是历史的某个细节)该让谁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样的人知道?历史(或者是历史的某个细节)会不会对当下和未来造成意外的负面影响?历史中不乏一些阴暗、卑劣、恐怖的部分,这些又该如何处理?
人们的生活中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画面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示。当家长带着孩子在大街上,看到一起车祸并且有断肢流血的画面时,好奇的孩子总是会争着去看,但家长却会立即捂住他的眼睛。可见,更为理性成熟和心理强大者,可以对他人的信息接收提供善意的选择帮助。当然,具体在《炎黄春秋》问题上,其经营者自信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而执政者亦有自身的考虑且对其缺乏信心,这是双方的矛盾之处。

不论如何,作为执政者的中共都应抱有更为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因为,现代中国人对过去历史的认识有太多空白和假象,这就需要有渐进有序和可控地揭开历史迷雾,辩明是非。执政者应该相信国民社会有理解接受的能力。粗暴打压媒体的做法,对国内治理和国外宣传都会造成伤害。

《炎黄春秋》虽然只是少数人办的一份杂志,但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却是代表了中华文明文化所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性格和追求,具有宝贵的价值。对于问题的产生,双方都要进行反思。虽然难免偶尔为风潮裹挟,但是其追求真知的精神,仍然需要超脱于现实政治的羁绊去更加宽容地对待。更何况,如果双方能够通过另一种方式达成共识、谅解和合作,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明都会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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