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陈佩斯的新戏《戏台》在北京喜剧院首演，这是他在喜剧表达形式上的新探索。大众常以为这个台上滑稽百出的男人是因为对喜剧的爱，才会如此坚持，但却甚少有人看到他内心的怅恨与不甘。
记者所见到的陈佩斯是个陌生人。
对陈佩斯的印象，或者说偏见，往往先来自他的小品。1984年，有一个陈小二在央视春晚吃了四大碗面条，用一只空碗一双长筷，从狼吞虎咽吃到难以下咽，然后被送往医院。
这个陈小二眼睛不大，眼珠子却滴溜溜转得飞快。他的脸皮厚，心思多，头发从稀少变成没有，当着人一本正经，转过头一脸奸笑。但相比浓眉大眼正气凛然的朱时茂，我们更容易喜欢贼眉鼠眼小奸小坏的陈小二，他的算计失败令我们发笑，他的捉弄成功更令我们快乐，仿佛与我们身上那些不够高尚不够优秀的地方心照不宣地打过招呼成了朋友。这个陈小二上了11年春晚，我们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名字：陈佩斯。
但记者见到的陈佩斯，只与印象中的陈佩斯共享同一个名字。他说话的声腔沉郁自信，完全不似小品中拿腔拿调的尖锐；遣词造句多用书面语，显示出良好的文学修养，远非表演中的白字连篇；甚至当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拖泥带水地散开扇形纹路，不再是记忆里那张皮肉紧实的脸。
当他开始谈论喜剧的时候，他谈论的是笑行为如何发生和人类如何诞生，如同一个一板一眼的教授介绍学科起源。每当我觉得他的宏篇大论告一段落想转换话题时，他又马上开启了下一段，如同从第一章翻到第二章。这个陈佩斯远远溢出采访提纲，系统浑成而宏大。
但观望全程的宣传却说，她觉得陈老师像个小孩子，遇到自己喜欢的话题就一直说一直说下去，才不管旁人反应，特别可爱。
排练厅的窗开得高，陈佩斯站起来的时候，飞进来的阳光像是突然撞在那颗标志性的光头上，余光晕染，边界模糊。这张令几代中国人都熟悉喜爱的脸，在那一瞬间，显得恍惚而神奇。
五月中开始，周一到周六，下午一点半到七点，陈佩斯都在世纪剧院排练。他是话剧《戏台》的导演，同时还兼了戏班班主的角色。记者去看了三次彩排，他都是一样的打扮：灰长衫、练功裤、片儿鞋，执一柄折扇。
去的三次里，排练厅的空调只在采访那天开过一次。这个六月北京不算高温，但空间毕竟封闭，表演又极耗体力，主演杨立新已经真真假假对着媒体控诉过这个抠门的班头领袖。而陈佩斯更接近于一个老派、节俭、养生而固执的家长，坚持出汗对身体有好处。宁可有时候脱了长衫，里头穿一件白T恤----更确切地说，老头衫----坐在台下摇扇子，仿佛一个寻常的纳凉老头。
陈佩斯今年61岁了。相比标志性的光头，如今他花白的胡子更引人注目，2011年开始跟着他的喜剧班学员觉得，陈老师的胡子这几年愈发白了。
早几年的报道就提到过，有一次演出后，陈佩斯晕倒送院，于是身边总备着生理盐水补充体力。腾讯的这次采访原定的日期本该更早一些，但他拍完海报，“有点累”，后延了几天。第二天本来应该再排一家媒体采访，但他要求宣传再推迟两天，“连着采访太累”。
甚至连现在的角色、班主侯喜亭，他原本也不想演。侯喜亭身上有自幼坐科的功夫架势，又有当班主的洞明练达，举手投足、言语留白里都是戏，很能过瘾，但陈佩斯觉得“角色太重，没精力。”最后是原定的演员调整，他不得不顶上。
要看过彩排，才知道陈佩斯为什么说没精力。排练中他不时打断表演，解释心理，还原情境，捋顺台词，偶尔还会亲自示范：“这句词还有另一个意思没演出来”，“这里太放了往回收一点”，甚至是“这句节奏没控制好，停顿长了”。
戏园经理问得了巧便摆谱的大嗓儿：“给您来壶香片？”这一句话，陈佩斯抠了不下十遍：“香片是上等茶，这么问有对一个送包子的反讽。”
但演员用力过猛，他又提醒：“你这声里有怨，不应该。从小做这行，戏园子里能做到经理的，什么没见过，什么不能忍。”
反复几次，他也忍不住感慨：“也许80后90后也听不出来，但你还得演出来。”
记者所见的第一个下午，他们用6个小时抠了4段戏，总长不会超过半小时。一位朋友看了彩排，回去感慨：“抠得这么细，跟陈老师演戏太累了。”
虽然按照抠戏二人组另一位成员杨立新的说法，这戏如果就他跟陈佩斯俩人搭，不出半月就能排完了。
有一幕是大帅来到戏班，旁若无人地哭着上场。给演员说戏时，杨立新将五次大哭逐一剥开，亲自示范了每一哭的心理、节奏和走位。陈佩斯一直本本分分跪在台上，但在“大帅”哭了好几遍后，他悠悠地讲了一个最高统帅的笑话，全场大笑。“所以，手握权力者就是这么无所顾忌。”他最后点了题，脸上有一点微微得意，又始终淡淡的笑。
“陈老师不会轻易示范，他希望你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表演。只有当他跟你解释而你理解不了的时候，他可能示范一段。你就会发现看起来这么平淡的一段文本都可以有这么丰富的表达，同时又能特别符合这个人物的状态。”第一届喜剧培训班学员陈志对我说。
一次场间休息，陈佩斯看起来有点累，坐在道具戏箱上。年轻演员体恤他，建议就这么演：按规矩戏箱不能随便坐，但班主可以。“但观众不知道啊，我又不能挂个牌：班主可以坐。”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采访结束在化妆间吃盒饭，陈佩斯两旁的位置都空着，仿佛是他的气场的具象化。一个演员告诉记者，有时中午在外面吃饭，陈老师也总是一个人走在前面，“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我是躲的。”
这个叫塔兔的演员原来是个夜店DJ。有一次录节目遇到陈佩斯，他说自己想演戏，陈佩斯真的给他打电话，请他来排话剧。来了之后他才发现自己不会表演，第二年报了陈佩斯的喜剧表演班。排练的角色需要做蹲、起、看三个动作，陈佩斯让他练了两个小时，他觉得人生崩溃了。
“这是你人生最失败的事情吗？”记者问。
“不，这只是失败的开始。后来还有，接一个电话接了一个上午。”他说。从发现自己的不够时，他开始躲陈佩斯。找补自信的方法是上外面试戏，“好几个戏，都试成了”。试成就算，继续跟陈佩斯修行。
《戏台》是陈佩斯和杨立新在舞台剧领域的首次搭档。
在陈佩斯与朱时茂出现在春晚的第二个小品《拍》中，借导演身份说戏的机会，朱时茂描述过这张脸：“说句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太好看，焦点要注意啊，不要对着鼻子上。对着鼻子眼睛可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鼻子的距离比较远。”
这组搭档里，朱时茂“浓眉大眼”，可谓共和国审美的典型，初出道就能在谢晋电影里演男主角。而陈佩斯的长相，除了被朱时茂鉴定为“鼻子比较大”、“眼睛比较小”、“不好看”，也曾被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鉴定为“普通”：19岁的他报考这两个单位都被拒，因为这张脸在河北河南之类的地方，“一拉一大把”。
考到第三家，陈佩斯终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录取。不仅因为他的表演才华，或当时八一厂招生负责人是他父亲看着长大的“小田华”，更重要的也是他的脸：那时演员剧团需要一些出演反派的演员，陈佩斯那张“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的脸，适逢其会。
这张脸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是在话剧《万水千山》。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部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随1975年邓小平复出而复排复演，连演三年，在当时极受关注，不仅邓小平曾亲自提出修改意见，总政也调集直属各演出单位的人员集中排练。
但对于这张不属于主角的脸，所能得到的仍不过是一个跑场的匪兵。陈佩斯那时就会给自己加戏：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后来他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当时在总政话剧团、也参与了《万水千山》演出的编剧毓钺记得，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被陈佩斯演的活灵活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语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
毓钺承认，陈佩斯的形象特点会限制他的演出：“比如司令员、政委，他肯定是演不了的。他走喜剧（路线），也是因为外形的原因。”
这个方向也是他父亲所希望的。因为自己的经历，陈强一直不主张陈佩斯从事表演。在强调文艺教化功能的时代下，他们这张家传的脸，似乎只能出演反派，而这可能伴生无数风险。即便是众口皆碑的好人，但因为塑造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两大顶级反派黄世仁与南霸天，从反右到文革的各种政治运动，陈强都没有避过，理由是：“如果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你演的坏人怎么那么坏？！”
只是因为在内蒙古兵团的4年里一直挨饿，1973年，陈佩斯向家里提出，希望借由考文工团的机会返城。到这时，陈强终于开始为零基础的儿子辅导声台形表。
“完全是生活所迫。”陈佩斯解释自己的入行原因。
陈强给了儿子一个建议：搞喜剧。陈佩斯回忆父亲的理由是：“中国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或许对这张脸来说，喜剧将是比较安全的领域。至少，文革之后，陈强再也没有演过反派。
提起陈佩斯，人们都会想起他那锃亮的光头和滑稽夸张的表情。
所有与自己的喜剧实践相关者，陈佩斯都名之为“大道”：大道文化公司、大道喜剧院，乃至大道喜剧表演培训中心。“我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地走下去的路。”他解释。
在他最初开始喜剧表演的时候，“让人自由地笑”还是一个需要遮遮掩掩的主题。1979年，陈氏父子主演的被称为文革后第一部喜剧电影，但事实上，更接近一部轻喜剧：“笑”是“教”的手段，影片的重点，或者说合法性，还在于寓教于乐的教育意义。陈强扮演顽固保守的老胡，在女儿女婿的帮助下积极探索技术革新，甚至学起了外语；一张口便白字连篇的“嘉奇”陈佩斯因女友的正面感召开始发奋学习，“把四人帮浪费的时间夺回来！”乃至刘晓庆扮演的“后进青年”张岚，对男友的交往要求也从物质大件、四季衣裳，变成了共同学习进步。
陈佩斯回忆，当时陈强是北影厂的党委成员，“有一定的小权力，力主做喜剧，抓了《瞧这一家子》的剧本。”影片用“新环境下人人争取进步”的故事，曲折地表达了“新环境下人人有笑的自由”的诉求。开头老胡家拍全家福，摄影师马季连怎么笑都替他们设计好了，老胡脸一绷：“不笑了，就这模样。”但到了结尾，家里人人长进，拍照的人又多了女婿与儿媳，不需马季演示，老胡自己就笑开了。
但与那一时期许许多多的改革一样，人们可以拥有的笑的边界也在各种你进我退的试探中，时而打开时而收缩。哪怕《瞧这一家子》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5年后，《吃面条》也差点没法表演。这个小品节选自陈佩斯与朱时茂走穴时的“演员艺考”小品，1983年这两名八一厂的青年演员曾因此轰动哈尔滨，春晚导演黄一鹤由此慕名邀请。但过审时，这个虽然能使看过的人都笑趴下、但全无教育意义的节目令审片领导犯了难：我们的观众是否可以只为笑而笑？
陈佩斯说，当天《新闻联播》都已经播了，黄一鹤急急忙忙把他们叫到工作间外头，“堆着各种资料、磁带，一个特别窄的过道里头”。
他转述黄一鹤的话：“没有领导点头，但也没有领导摇头，因此现在我决定你们俩上。但是你们俩上来，一个字都不能错。说错了字，那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要出了事，你们可就害了老哥我了。你们说错了，你们担着；没有错，我担着。”
“那一瞬间我挺感动的。”陈佩斯说，“那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没底，我们知道这么个节目是谁看了谁乐的，但它能不能出现？它出现了以后有什么影响？万一是不好的影响呢？社会是很复杂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可能也会有少部分人不喜欢，但就是那部分人有力量，有话语权，好东西也变成不好了，在七八十年代有很多这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黄一鹤先生拍胸脯担了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悲壮。”
1984年起，小品从过去艺考的面试内容变成了独立的表演形式，并在春晚节目中固定下来。但1987年，陈佩斯的小品第一次缺席春晚。在这一年他收到许多非议，如风云变幻的大环境在这个小人物身上的折射：这是中国电影开始转型的一年，市场的重要性被强调，娱乐片被正名并大量出现；同时也是中央下发通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年，“突出主旋律”的口号首次在电影界提出。
体现在陈佩斯身上，最典型的案例便是他主演的《少爷的磨难》：这部喜剧片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全国共卖出1000多个拷贝----1988年的《红高粱》卖出206个；但在舆论界，连总导演吴贻弓也难逃“堕落”的批评，而陈佩斯的演出则被认为“装出来的，纯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他在片中男扮女装及赤身裸体的桥段，确实吸引了最多的笑声。
所以当导演谢洪邀请他出演《京都球侠》时，陈佩斯开始是拒绝的：“实在演累了。”按照谢洪的构想，这又是一部“把历史剧、喜剧、闹剧、功夫、戏曲、杂耍融合一起做大杂烩”、“让大家彻底痛快地大笑一场”的影片，很容易又遭到《少爷的磨难》式的批评。
被说服的原因，一是“观众需要看”。二是“保证你演的‘赵狐狸’能拿奖。”
1988年，陈佩斯果因赵狐狸一角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1962年第一届百花奖，陈强得票第一，应获最佳男演员奖，但因其出演反面人物，故临时加设“最佳男配角”的奖项安置。26年后，在这个演艺家族里，父亲以“反派”达到的表演成就，儿子终以喜剧达成。
陈佩斯在电影《少爷的磨难》中的表演被批“太低俗”。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佩斯的时间分为上半年与下半年：上半年做电影，下半年排小品。中间如果有空下来的时间，他飞来飞去跑穴，以贴补拍电影的欠账。
1990年代后期他告别了这种生活，套句时髦的话，大约是为人生做减法。1998年他和朱时茂留下《王爷与邮差》，从此告别春晚。而在几个月前，大道影业公司制作了最后一部电影《好汉三条半》，就此封箱。
除了1999年跟央视为侵权光盘打官司，那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在各种“纪实文学”的口口相传中，出现了一个宁折不弯，被央视封杀，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穷困潦倒乃至付不出孩子的学费，只能去延庆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的陈佩斯。
“你帮我解释一下。”陈佩斯说，“北京长不了石榴，气候不行，冷。那时候我在广播艺术团有工资，还能跑穴，能挣钱。我在山上是为了在山林的环境里使自己安定下来。网上（那些说法）那是展开了自己的想象空间。”
一切都是他的主动选择。在腾挪得开的范围内，他按自己的准则行事，与世无争与人无尤；但一旦潜规则有变成明标准的倾向时，他立即洁癖似的退出这个领域，哪怕有些是他自己过于敏感自尊。
如1986年，他从八一厂转业，“名满天下，身无片瓦”。记者在“公务员是个好饭碗”的时代里成长，于是问他，当时的小品声名不足以令他留在八一厂吗？他认真解释：“军队的工作目的和我不一样，军队的要求和我的作品可能会有相悖的东西，虽然还没有产生矛盾，但我觉得还是在矛盾之前离开对大家都好。”
顺着聊下去，他又多说了几句：“马上要定衔了，我怕授衔之后就不好走了。八一厂没有喜剧，而我选择了这条喜剧的路，就不能占人家的名额。”
1973年陈强为了儿子能进八一厂，还没平反的他偷偷去找田华，托了生平第一次关系。10多年后陈佩斯准备离开，陈强没说什么，“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比较宽，不是什么都管。”倒是当年力荐他的田华来劝了好几次，被顽石似的他几次气哭。又找陈佩斯的太太王燕玲做工作，俩人一起哭，也没有哭动陈佩斯。
那些艰难的处境几乎都是他的主动选择。因为状告央视侵权出版小品光盘，外界风传陈佩斯和朱时茂被央视封杀多年，但按陈佩斯的说法， 2004年春晚节目组邀请过他们，陈佩斯直接以没有时间拒绝了。“很多年都不想去，但是真是被观众‘绑架’，也是被人情‘绑架’，一次一次很勉强地去。所以一离开就没想再回去。”
事实上，《吃面条》还被领导拿捏，没给出个意见时，陈佩斯就打算走，“太受罪了，我有点烦了。”这对搭档之所以能上场，用陈佩斯的说法，要多亏“朱时茂脸皮厚”：“过了几天老茂儿来找我，说导演要我们回去。”一回去他就知道，压根没有导演的事，朱时茂自己想上节目：没有饭票，朱时茂腆着脸去制片部门要；没有房间，朱时茂看哪个屋空了就拉他进去排练讨论；乃至演出当晚统一发车去台里，都没有他们的位置，最后朱时茂拽着他随便上了辆车。“老茂儿脸皮特别厚，”陈佩斯又强调一遍，“我和他不一样，我脸皮薄。”
那十多年和春晚的合作并不愉快，十五分钟的节目背后是演员半年的焦虑：创作、打磨、送审、修改，还有各种原因不明的突发性撤节目。另一方面，对这两名电影出身的演员来说，小品毕竟是小技。陈佩斯热衷探索舞台形式的突破，他多次提出根据不同小品内容，运用视频手段等试验，无一被春晚采纳----2008年他在北京卫视春晚小品《陈小二乘以二》中得偿所愿，但平心而论，效果并不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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