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待区域一体化的态度由犹豫、观望、怀疑转变为积极参预和主动倡导，区域一体化在全球内呈现出燎原之势。在这当中，从双边到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再到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融合，欧盟及欧元的创设无疑已成国际公认的区域一体化标杆及范本。然而，尚且不论这样一条道路是否果然如外界所言那样具有真正的国际普适性，至少从当前希腊债务危机中已可就其弊端略窥端倪。
欧元区一刀切的方式让希腊背上沉重的负担
经过多轮马拉松式的谈判后，欧元区与希腊终于7月13日达成新的债务协议，但危机的火苗显然没有因此彻底熄灭，且在相当程度上，希腊或已成为欧洲强推货币一体化的牺牲品。
多国一制裹足欧洲
回观战后欧洲发展，这一地区之所以能够快速摆脱战争阴霾，成为和美国比肩的经济体，实际上并不完全仰赖于华盛顿方面的扶持，区域一体化在这一问题上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前委员彭定康勋爵（Lord Patten）曾言那样，欧盟的成功保证了欧洲人如今把时间花在“争论捕鱼配额或预算，而不是相互残杀”。从1951年百年宿敌法德握手言和成立“煤钢共同体”，欧洲一体化在冲破国界阻隔，消除历史恩怨，促进国家间经济融合和政治互信，实现超国家的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整合协调等方面进行的开拓创新，确实走出一条相对成功且极具特色的道路。
只不过，就在欧盟寻求更加团结、整体划一的今天，以“合众”为究极目标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带领其逐渐走向偏执。当人们执着于探讨“各行其是导致欧洲影响力下降”，熟不见以一刀切的方式换取高效与高度一致，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样一举给欧洲带来的远远不止于阵痛，当前以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足以令各方引以为戒。
始于2009年的希腊债务危机近段时间以来险情迭出，虽然人们习惯于将希腊视为投机者以及挥霍者，但在此之外或许更应当从制度端口去寻找问题的根源所在，在此期间充当了奶瓶供应者角色的欧盟亦应反思自身。
1992年，单一市场的成立为欧洲带来了自由贸易、竞争力增强和新财富，然后7年后欧元的引入却为这一地区带来了难言的苦楚。那种强大的观念----欧盟代表好的政府和稳固的民主----一直在现代欧洲流传，不过政治领域能够为各方所认可的策略，经济领域却不一定适用。
正如观察人士指出的那样，欧元区所实施的货币一体化政策对一些国家来说无异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当一些有着不同经济需求的国家采取单一货币政策，而各国国内财政政策却与之相背，欧元机制并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稳定作用。事实上，对一些国家而言，单一的货币政策要么太紧要么太松，这些国家又缺乏有效的手段实现平衡，这一机制下的许多国家不仅难以实现加入欧元区最初所期待的繁荣发展，更有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其中希腊不是第一个未能成功做出平衡的国家，当然也绝非最后一个。当前，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和希腊一样都在接受援助，虽然他们的经济没有像希腊那样崩溃，但失业率高企的情况是一样的。
一国两制为之纾困
“希腊经济太小了，不足以让其他国家过多考虑德拉马克的币值”，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初，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专栏作家库柏（Simon Kuper）曾如此写道，不过这样一言显然没有得到外界的关注。无论欧元区抑或希腊自身，往往热衷于为挤入欧元区这一过程欢呼雀跃，而非去思考这样一种严格的约束机制之于各国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意义以及利导性。而当希腊越发成为欧元区削足适履政策的牺牲品，则已然到了该对这样一种试图将多国集中于同一体制之下所存在弊端进行反思的时间了。
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主权的让渡一直是刺痛各国敏感神经的骨刺，欧元区的诞生更是从一开始便充满了“专断黩武”的色彩。按照德法两国的初始设想，欧元区国家须强制性限制政府债务水平、提高退休年龄、控制工资上涨并统一企业税，虽然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放弃了诸多设限，但在单一货币政策之下，各国在相当多领域可发挥的余地仍非常之小。
为约束欧元区国家的“搭便车”行为，在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的助推下，这一集团先后推出了欧洲货币汇率机制（ERM），使得各国实行固定汇率，规定其汇率的波动幅度区间为上下2.25%，意大利为上下6%，这样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且设立了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而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稳定和增长公约》（SGP）规定了加入ERM的约束条件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硬性要求。然而，就连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欧元区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在相当多时候都难达到这一目标。如果再考虑到北欧与南欧的经济差距，想要在整个欧元区内严格达成这一目标，更是天方夜谭。
而从某种角度来观，尽管国际区域一体化大势不可逆转，但同样致力于“统一”的欧洲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却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边是欧洲寻求更加整齐划一，甚至不惜以一刀切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另外一旁则是中国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处理同香港、澳门等地之间的关系，并解决原有的法律与基本法相抵触等问题。真正掣肘欧元区发展的是其内生性问题的难解，因而当人们越发从“一国两制”架构中观得各方经济互补性的增强，欧元区展现给外界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排异性与不平衡性正在与日预增。与之相反，“一国两制”在提出之初就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以缓和分歧矛盾、破解信任危机目标的过渡性质的战略，或恰可为欧元区突破当前困局提供新的思路。
过去60年来，欧洲从未停下谋求更高程度一体化的脚步，但欧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象征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也正是因为此尽管当前国际债权人和希腊已经相看生厌，但是谁也不愿意说出“退欧”这个字眼。欧元区领导与希腊业已达成新的债务协议的背后，是希腊仍面临残酷的现状，7月20日一笔70亿欧元债务到期，8月份还需要支付50亿欧元。作为其得到欧元区第三批援助款的交换条件，其需要全盘接受债券人关于削减养老金、提高消费税、削减国防预算在内的紧缩政策。在此意义上，即便协议得以达成，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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