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议决的新一届领导层已经执政两年半有余，在2015年北戴河会议前夕，外界逐渐生发出一些悲观质疑的声音。其论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反腐声势骤降，二是以股市暴跌为代表、至今难有起色的经济走势。该观点还推测认为，执政者遭遇到内部阻力，北戴河会议将是一个转折点。
北戴河
这是一方之言。相对一方可能会指责这是无端揣测，反腐整党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然会有阵痛。但不论如何，当下中国确实处于一种“困境”之中，执政团队亦承受着相当的压力，而且北戴河会议因此有可能会扮演结果待定的、关键的，甚至是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角色。
反腐受挫？ 北戴河的两大隐患
北京时间7月16日，“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公号发表文章《大数据告诉你中纪委“打虎”的新变化》，以实人实数论证反腐“打虎”并未放缓，并且提出“老虎”更分散、中纪委工作量剧增等原因。稍后其他媒体转发时直接以《“打虎”节奏放缓？ 有中管干部违纪未公开》为题。虽然如此，官媒特意发此文作出解释，还是从侧面印证了外界对中纪委“打虎”受阻的猜疑，而且这一猜测应当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官媒所述应是事实，而外界的猜疑则可能主要起因于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节奏的明显趋缓。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反腐党建呈现高歌猛进的乐观形势。既有位高权重者如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落马，亦有中石油、四川、山西、政协、军队等单位领域的强力整顿，“八项规定”、批评与自我等整风手段批评亦使党政军风气出现明显改观。然而时至今日，令人外界感到大快人心的反腐“打虎”行动明显减少，期待甚久的郭伯雄等相关案件迟迟没有决断。
对于反腐形势的这种变化，需要认识到其客观规律性。一是“老虎”的总体数量有限，二是反腐一方的“打虎”操作肯定有现实的局限性，三是反腐进入以“拍苍蝇”立规矩为主的新阶段。外界实不应以己方的过高期待为标准苛求当局者。话虽如此，考虑到中国体制内严重的腐败状况，现今的“打虎”成果还很难说能够彻底根治，挽救政局。那么，“打虎”遇阻论就确实有一定的可信度。
在看衰者的认识中，反腐造成的“负面”效果，或者说是隐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剩余的“大老虎”和已落马“大老虎”的残余势力；另一个是主体模糊而广泛的、因反腐而受到伤害或感到不自在的既得得益者。前者会对反腐造成直接的阻碍，后者的消极怠政则具有绵长持久的杀伤力。如果二者达成某种默契或合作，确实有可能对反腐一方构成较大挑战。
与之相比较，经济方面不太乐观的形势可能相对次要，一定程度上是反腐受阻的衍生现象，但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毕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模式中，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其影响是基础性和全局性的。如果“山高皇帝远”的基层和一线普遍消极怠工、曲线变通、打“擦边球”，对于当下处于转折关口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打虎”刹车背后更有“陷阱”
就此看来，之前所称的“攻坚战”“胶着期”，确实是一种较为准确的描述，而所谓的“你死我活”和“亡党亡国”，或许也难称虚言。中共所说当下腐败有造成“亡党亡国”的风险一说曾受到外界质疑，但现在来看应当是一种清醒的认识。如果周薄徐令这样的人物不被清除，在新的执政团队中继续呼风唤雨，让他们的人马依势而上，发挥更大负面政治能量，中共又将呈现怎样的状态？又如果体制外就此发难，以周永康维稳和薄熙来式打黑的习惯，双方会在中国造成怎样的伤害？
在新团队执政两年多时间后，于此时触及重点和难点，或许也能更为真切地感知自我反腐之难。假使在20年前就全面从严治党，就不会出现如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般动摇国本的人物。中共也就不必耗费如此大的精力能量进行高风险运作，并在如今陷入这般境地。
不过，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如果“急刹车”的话，不仅反腐党建功亏一篑，甚或造成更严重危险的情况。因为过去两年的反腐已经揭示出当下的腐败形势，反腐收兵不仅有可能造成某种反弹，也将证明中共没有保持自我纯洁性的能力，从而使执政合法性产生动摇。
因此，不论如何，反腐“打虎”都得继续进行下去。尽管存在很大阻力和很多不可控因素，但只要坚持正确方向，充分调动积极能量，加之某些必要的非常手段，就能够度过此“劫”。十八届三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四中依法治国、“四个全面”、“大统战”、“一带一路”等等，都是具有治本功效、长远视野的战略举措，预示着良好的未来愿景，不会受制于一时的困境挫折。
王岐山在不久前前往陕西参观杨家沟革命纪念馆，或许就代表执政者的态度和选择。上个世纪40年代国共争雄时期，中共在陕西省杨家沟召开了具有重要转折性意义的“十二月会议”。在这种时势转换的关头，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会有怎样的结果，还需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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