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经历了各种压抑的想法之后，随着网络的逐渐开放，人们似乎找到了发泄的空间。要求道歉成为了网络的一种潮流，但这种道歉则暗含出中国社会敏感因素的无处不在。文化创新则需要更大的智慧、视野和洞察力。
科幻作家郑重在网易博客中写道，
电影《道士下山》海报（图片来源：豆瓣网）
中国社会里敏感因素无处不在，这些因素有时会自我克制些，有时会自我放纵些，而现在，后一种倾向似乎有所抬头。如何评价这种倾向另说，但它显然不以文艺界某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原文如下。
据报道，近日中国道教协会权益保护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电影《道士下山》“肆意丑化道教、道士形象”，要求该片立即停映，制片方做出公开道歉，网络舆论大哗。
《道士下山》电影中的小道士下山后“乐不思蜀”，架梯子偷窥，杀人后向和尚下跪寻求慰藉等，公映时的确有不少观众对这两个情节提出了批评。
至于《道士下山》触碰了宗教的哪些禁忌，这或许是个比较专业的问题，需要相对权威的人士和机构进行评价。笔者觉得围绕《道士下山》的大量争论还是很有价值的，它们有助于公众思考应当坚守什么，如何创新，以及在艺术创作中怎样体现对中国传统道教的尊重。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尤其是道教更是中华民族哲学精髓的体现。大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牢固而敏感，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部分人将传统与世界潮流对接的强烈愿望。
这两种文化意愿不断摩擦，形成中国现代文化现象的怪现状。以对传统文化的恶搞或者戏谑，来嘲讽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这些大概都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典型的内部文化冲突。
但是，戏谑道教是万万不可取的。道是宇宙万化之本源，宇宙万物皆由道化生。《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玄纲论》亦说：道者，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道，清静淳朴，无为无私，主宰万物而不自恃，任物之自然本性。道是最完美、最高尚的品德。社会人士把品德高尚的人称“有道之士”就是对道的敬仰。
凡是对道教略有研究的人都懂得，道教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思想的高度内化精髓。
追根寻源，道教信仰是宇宙进化的正路，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决非仅仅体现在现实的情感依托之上，也不仅仅体现在人们对于终极关怀的精神慰藉上。更重要的是，道教作为宗教信仰的情怀，可以培育和规范人类现世生活的价值标准，而通过对终极价值的追索，则可形成作为个体的“道义”取向。
而当社会各界具有普遍的宗教信仰情怀之际，只要不形成宗教信仰上的极端化倾向（这就需要正信，佛教谓之“如法如仪”），则社会“道义”将被普遍地予以重视，人际关系也将得以建立道教倡导的“清静淳朴，无为无私，主宰万物而不自恃，任物之自然本性”和佛教所倡导的“随缘”、“慈悲”以及基督教所力主的“博爱”的基础之上。此这与政府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应当说是相互融汇、互补的。
以宗教的情怀、信仰的普遍性来夯实社会“道义”的基础，则恰恰是我们民族的弱项；也是导致我们社会道德滑坡，各种恶俗之风、恶搞势头不能有效遏制的原因之一。
电影娱乐是大众化的事业，不是文艺界某个人或者小团体的事，必须划定“底线”：
这底线即是道义，凡事有道义的考量，无论是社会上何种职业，方能谨守职责，遵守规范，坚守底线。
如果社会各界，包括娱乐界、工商界、文艺界、政界、学界、医务界、司法界等等各方人士在从事自身职业、履行自我职责之际，都能从“道义”上考量，则人们目前所屡见不鲜的诸如上至有毒有害食品、垃圾文化产品、环境污染、无厘头抑或雷人提案、煽动欺骗性广告、假药假酒假烟等等，都将逐步退出现有的市场，至少不至于招摇过市，视无聊为有趣，将恶俗当正经。
道教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上世纪90年代，北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老先生，曾经提出过文化自觉这么一个概念。
什么叫文化自觉呢？就是说人们要在认识自己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这个基础上，要进行一个文化的觉醒，文化的自省，文化的创革。北大哲学系的楼宇烈先生，也谈过这个文化自觉的这个问题，他认为咱们现在所谓中国的这个大国崛起，必须要有这种文化自觉，这种自觉的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
我认为，对于这种文化，形成这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我们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道教）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合理的认识。
争论总是非黑即白的，但正当性往往存在于黑白之间。
绝对化的阐述最痛快，让人印象深刻，但最合理的东西却很可能存在于比最激烈态度低一两格的位置。
应当说，保护传统文化和崇尚现代观念有着各自的合理性，社会心理在这两个方向上都非对立、僵化的。因此具体文化突破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突破角度和程度是否恰当，能否对应社会多元态度的内在张力，而不是冒失地制造断裂。
《道士下山》的表现形式对多数人来说有些突兀和不庄重，但把它“一棍子打死”又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和警惕。这两种感受在今天的中国都相当真实，当《道士下山》也似被“乘势”要求道歉时，后一种情绪受到连续刺激，就会形成爆发。
总体看来，中国社会里敏感因素无处不在，这些因素有时会自我克制些，有时会自我放纵些，而现在，后一种倾向似乎有所抬头。如何评价这种倾向另说，但它显然不以文艺界某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对文化创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加睿智，有宽阔视野和敏锐洞察力。他们既不能变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也不能为了创新就不顾分寸，用创新的所谓合理性否定一切。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