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贾玲近日因在某娱乐节目中恶搞中国传统文学形象花木兰而遭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刊发公开信，要求其向社会公开道歉。与此同时，执导《道士下山》的著名导演陈凯歌也被传出遭中国道协人士指责影片丑化道教而被要求道歉。道歉潮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场的反弹，附和指责贾玲与陈凯歌者在网络大量出现。
贾玲扮演的花木兰遭舆论追击
虽然陈凯歌道歉门后来出现乌龙，但在各种舆论压力下，贾玲最终还是发布微博向公众致歉。可是，道歉并没有使得舆论对贾玲的追击停止，不少批评还将该事件上纲上线，诸多类似于文革时代红卫兵大批判的语言风靡网络空间。如此，也让人深感这种舆论风潮其实深藏风险。
对于如何界定类如贾玲事件的性质以及其应不应道歉，如果说涉及对人身攻击或者侵犯他人权利的言论，固然可以要求道歉，可是正如舞蹈家黄豆豆所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三十多多年了，中国的舆论环境是否再次出现了恶化，以至于一个喜剧演员因为在小品中恶搞一下一个虚拟文学人物花木兰竟然要道歉，是否太玻璃心的脆弱敏感？”学者马伯庸也称“花木兰是全国人民的花木兰，她作为一个传统民间形象，其版权应为全部中国人共同拥有，任何人都有权进行演绎、改编”。在他们看来，从情理上讲贾玲当然无需道歉。可是，情理怎敌得过网络上“民意”的汹涌澎湃。在贾玲道歉前后，不断有声音冠之以颠覆传统文化、玷污民族主义、伤害人民情感等罪责，甚至还有“不封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论调出现。这种如此盲目狭隘、反应过度的大批判，不能不让人担忧在文革结束近四十年后的今天，“网络红卫兵”的大行其道依然让社会中人们的言行充满危险。
之前，还有人猜测整个事件是否是为炒作而进行的一场“表演”，但正如有观点所言，无论该事件是故意炒作还是被人利用起码可以说明，整个社会尤其是网络上有种能让“网络红卫兵”存在的土壤和基因，而这正是民粹主义。众所周知，在文革时期，任何些许“反动”的言行都会遭到来自红卫兵们大字报的诘难和攻击，且会动辄以严重的上纲上线的政治定性而可能在精神附带肉体的大批判之中将“反动分子”置于死地。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现象正是古往今来在人类各个历史时期和国家地区都会存在的民粹主义肆意泛滥的登峰造极的展现，给中国社会留下痛苦的教训。
文革红卫兵的大行其道曾给那个时代的无数人带来了灾难，正如现在体制内外有识之士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社会批判模式现今并没有被彻底遗弃，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新的国家和社会发展形势和问题使得民粹主义不断被激发的背景下，文革时期的那种“红卫兵”现象极有可能在新时代借尸还魂从而在网络空间“转型升级”为恶劣的变种。诸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回归等等都为成为“网络红卫兵”们对时下一些社会现象和规律进行批判的论调依据，此次贾玲的沦陷也再次证明，这种不正常的舆论批判模式还有相当大的攻击力和生命力，而这无疑应引起全社会的警惕。
针对于此次贾玲事件所涉及的文艺创作领域而言，这种民粹主义往往表现在，他们一方面失落于文艺创作难以出现“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一方面又对所谓正统的主流的传统文化的再发挥表示反感甚至逢此必反，这次“中国木兰研究中心”在对贾玲的多条指责中就包含表演“破坏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特色文化的正统性”，批判如斯，正揭示了文艺创作难出好作品的根源所在，也显示民粹主义的批判思维所深存的内在矛盾。正如黄豆豆所说，即使要批判，也只能是从艺术批评角度，而不能一味拔高上升到政治高度、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否则只能会扣杀喜剧文艺创作。
当然，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在其他领域，被民粹主义思维和意识所绑架的“网络红卫兵”的活跃现身都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危险趋势。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更加开放、多元的时代和社会，包括文艺创作在内自然应当允许和包容不涉及人身攻击的社会讽刺、调侃、解构，然而，在网络民粹鼓动下出现如网络红卫兵之类这种明显带有不宽容甚至严重戾气的言论和趋势，不仅不合时宜会沦为笑话，而且显然不利于整个社会走向更加开放多元的大势。对此，不仅作为治理体系的主体的政府在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应该努力消解其存在的土壤和根基，而且，由每一个理智、开放的现代人组成的社会应该要反思并加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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