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排外。这是广东以外地区一些干部对广东本地干部的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上世纪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干部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干部头上一样。
苏联镜头下的四野入关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数据显示，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广东反地方主义之争，到底缘何而产生呢？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广东派”的由来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发生了两起与广东有关的人事变动。一是中共华南分局的改组，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为首，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庚、邓华、赖传珠为常委组成新华南分局。同年10月19日，中央政府又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这两次改组就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驹、方方）三合一的“广东派”干部。
这种“广东派”干部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广东、热爱广东，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广东。由于这时“四野”为主的大批南下干部还未成为广东领导层主流，这一阶段是“广东派”的发展良机，尚未露头“反地方主义”。
1949年12月2日，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四大军政委员会，广东省隶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叶剑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叶剑英提出了“广东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1949年12月2日，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四大军政委员会，广东省隶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叶剑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叶剑英提出了“广东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同年10月，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工作，毛泽东说：“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11月，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为土改试点。
但中南局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一直同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分歧。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机关报《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而华南分局却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评，我行我素。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4月，中南局开始大动“手术”，将时任河南南阳地委书记的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俱乐部”（办公厅）秘书长，不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陶、赵以土改为突破口全面接管广东。
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
作为广东地方干部的老领导方方一直不同意“广东干部队伍不纯”的估计，挺身保护广东干部。陶、赵便开始提出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最终得到中南局和毛泽东的肯定。
广东反地方主义两次运动
广东反地方主义有过多次运动，影响最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51年1月至1953年。起因是当时华南分局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将一批正县级南下干部降为副县级。一些南下干部对这种做法不满意。尤其是对土地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地方干部大多主张缓和，主张“宁慢莫乱”，“宁可无土改，不可无公粮”，“要有步骤有秩序进行”。
1951年1月和4月，中南土委会领导李雪峰两次来到广州先后召开了11县土改总结会议和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对方方的总结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广东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第一，11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党内部分干部未坚决站在农民方面，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斗争；第二，照顾其他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阶级分析：第三，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第四，广东基层组织不纯，不能依靠。这四条把三县的土改全盘否定了。华南分局的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
鉴于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因此中南局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南局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和进展缓慢的局面，需要物色得力的领导干部，加以调整，并抽调一批干部予以支援。这一次“反地方主义”，终于使叶剑英于1953年2月在“养病”8个月后调离广东；方方由南方分局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并于1955年调离广东；海南行政区一把手冯白驹也只在名义上保留海南区党委书记，于1952年8月调离海南；随着这三位主帅的贬谪，上万名广东干部都被先后戴上了“地方主义”帽子受整受贬。广东成为林彪“四野”体系根据地，以至于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毛泽东南北对抗的设想。
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从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历时5年。这一次起源是“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以冯白驹、古大存为代表的广东干部对前几年的“反地方主义”进行了质疑，广东当时的领导立即借“整风”转为“反右”的契机，开展了“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发动了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大战。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省委第一书记）的区梦觉对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有一段精粹的介绍----“从广东历史大辩论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是十分惊人的，不仅有古、冯为首的反党集团，还有广州市以市委书记吴有恒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韶关、汕头、西江、合浦、兴梅等地的一批地方主义分子结合的反党小集团。而有地方主义思想的人就更多了。仅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被确定为重点辩论对象的就有83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6.4％；在省委委员、候补委员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有11人，占委员总数的20％；在省委常委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有4人，占常委总数的27％；而在书记处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就有3人，占总数的30％。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省委第一书记）的区梦觉对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有一段精粹的介绍----“从广东历史大辩论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是十分惊人的，不仅有古、冯为首的反党集团，还有广州市以市委书记吴有恒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韶关、汕头、西江、合浦、兴梅等地的一批地方主义分子结合的反党小集团。而有地方主义思想的人就更多了。仅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被确定为重点辩论对象的就有83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6.4％；在省委委员、候补委员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有11人，占委员总数的20％；在省委常委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有4人，占常委总数的27％；而在书记处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就有3人，占总数的30％。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主义对党的肌体的侵蚀，特别是对省委领导核心的侵蚀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抓住林克泽（省政府秘书长）一封写给冯白驹谈如何新组建海南区领导班子的“密信”，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战役揪出了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冯白驹、古大存反党集团，一举将冯白驹、古大存等上万名广东干部降职、撤职、查办。当然，仅仅把“广东地方主义骨干”处分查办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发现的2万多“地方主义分子”都一网打尽，为此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党集团”、“反革命事件”，如“海康英利反革命暴动案”、“惠州反革命集团案”、“广宁反共救国军团长高玉山案”、“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等。
进入文革之后，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斗争”并未停止，但已经不像前两次那么“轰轰烈烈”了。从1951年开始至1971年（即从林彪就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到“9·13”出逃）的20年间，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斗争导致3万多广东干部被整、受贬，至于被冤为“地方主义”的华侨更是不计其数。
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真正根源
1994年，中共中央为广东的“地方主义头子”方方平反，广东“地方主义”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我们不禁要问，广东反“地方主义”为何能持续20年，平反为何要历经15年？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挖掘广东反“地方主义”的真正根源来解答。
1995年以来，广东党史研究工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1996年出版的《冯白驹传》、1997年4月版的《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以及《刘田夫回忆录》、《曾1995年以来，广东党史研究工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1996年出版的《冯白驹传》、1997年4月版的《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以及《刘田夫回忆录》、《曾生回忆录》，对反地方主义的根源作了翔实的分析。主要意见如下：
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矛盾所致，即是林彪与叶剑英，四野与两广纵队、广东地方干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矛盾，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只是一根导火线而已。
1999年10月，原东江纵队、两广纵队干部、深圳东纵老战士联谊会秘书长的叶青茂和原两广纵队炮兵团长、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透露了一件从未披露的重要史料----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交战----1949年10月17日，已经转隶四野的两广纵队（新番号为24师），由邬强副师长指挥，在罗浮山下的博罗县龙华墟一带，围歼国民党154师。包围圈缩紧后，154师少将副师长郑荫桐派来一团长联系，声称他们已向华南分局联系起义，两广纵队即令其撤出所占山头，进镇接受投降起义仪式。在接受过程，两广纵队袁庚率领的炮兵团一连在夜晚接收一山头时，却遇到开枪阻击，连长王同遂率领队伍全力进攻，结果攻下山头，俘虏“敌军”一个连和连长。可是仔细一看，原来这被俘的一个连，并非国民党154师，而是“四野”赫赫有名的塔山阻击战英雄团的一个连队，那个被俘的连长更是号称“英雄连长”的英雄。这时两广纵队方知打了一场误会战，误俘了同志。塔山英雄团虽然知道是一场误会战，但却深为败在了地方军“两广纵队”手下而恼羞不已。叶青茂分析，这一次小小的误会战斗，从此种下了“四野”憎恨广东地方党政干部的祸根。
也有分析认为，上述偶然冲突，只能在更本质的矛盾背景中起作用：长期以来的林、叶之争，是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的根源。“四野”在完成平津战役、挥师南下后，已经把中南及广东作为了自己新根据地与落脚点来设想，但是叶剑英离开北京市长之任，到广东任职华南分局，打破了林彪的预期设想。为了夺回“华南广东”，林、叶必然要争战一番。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当两广纵队司令曾生奉命在北京接收整编国民党独立第二十四师而后转隶四野时，林彪就是派当时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去下达任命，宣布团以上干部的任职。这说明，陶铸入粤并非因为广东出现了“地方主义”、出现了“土改右倾”，早在1949年4月14日就埋下了伏笔。
地方情结不能等同于地方主义
如果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我们发现，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历史上，广东被称为“南蛮之地”，历代王朝对它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土客械斗”，广东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引发冲突。双方付出的代价，固极惨重，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种冲突，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要达至融合相存，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秦皇开边，到鸦片战争，莫不如是。
然这一切，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今天，在广府地区讲白话，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大家和睦相处，谁也不排斥谁，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说，就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地方情怀，每个省份都有一点，比如说在辽宁，也有什么地方的干部多了少了的议论，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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