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A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那场恢宏史诗般的的太空竞赛的绝对主角。
“奋进号”航天飞机退役。
NASA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缩写，它创建于美苏冷战期间，由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主导改组成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那场恢宏史诗般的的太空竞赛的绝对主角。
由于“Kepler-452b”的发现，NASA再度成为全球媒体关心的焦点，在应用科学风光无限、理论科学陷入沉寂的今天，除了NASA，恐怕也只有CERN（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对于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启用风波，才能重拾公众对于“人类将会何去何从”的哲学注意。
事实上，受战后政局的因素影响，NASA在和平时期的生存空间日趋紧张，虽不至关门大吉的程度，却让受雇于NASA的顶尖科学家们越来越开始担忧自己是否会无力支付住房贷款。2013年，NASA现役3架航天飞机全部退役，更早时候，奥巴马亦签署总统预算案，取消了成本高昂的旨在重返月球的“星座”项目，民主党并没有延续小布什总统承诺的年度7%预算增长。
当然，这并不是说NASA被迫卷入政治斗争，而是美国民众用选票表达了他们对于税款用途的指导意见，这再也不是那个艾森豪威尔能够带着一票卡学家在新墨西哥州开发适用于火炮发射的原子弹的时代了，来自战争的威胁既会导致科技水平跳跃发展，也使民众逐渐反感扣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底下的穷兵黜武。
当“奋进号”航天飞机退役时，前来送行的洛杉矶民众几乎都是有着白发的中年人，美国数个“太空镇”也承受了上万人失业的阵痛。专业热度下滑，不可避免的也削弱了民间团体的兴趣，连“UFO”这种建立于伪科学之上的话题也不再受到追捧。另外，在有着“工业集体化”历史的中国和俄罗斯，不乏声音怀念那个经济窘困却能因领袖的一时兴起而发动全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年代。
缺少国家财政的支持，NASA近年以来不得不寻求各种路径的商业合作，用以筹款以及维持近地运输能力，明星商人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就是其中之一。
只是，商业项目对于回报的重视，与科研机构雄心勃勃的理想情怀，总会存在相悖的情况。由于变相鼓励商业公司介入空间领域，NASA需要抽出不少人力，去配合合作伙伴完成诸如“如何更快的开发服务于富豪阶层的太空旅行线路”等项目，却在“发射红外线太空望远镜用以监测小行星避免地球危机”这类议题上孤掌难鸣。
有趣的是，并不隶属于主流科学行业的科幻作家反而是感触最深的群体。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就明确表示过他对“太空歌剧”的迷恋，他毫不掩饰发达国家用低成本的无人探测取代载人航天事业的失望，“谁能说清楚阿波罗除了带回来两吨月球的石头，到底有多大的经济效益？我们现在甚至比哥伦布要有利得多，要探测的新世界抬头就能看到，但是现在没有人来出这笔钱。”
当《海底两万里》被《饥饿游戏》的锋芒完全掩盖，美国的科幻作家发现“反乌托邦”的阅读市场已经到来，现实主义驱动人们不再迷恋科学的正向创造，人们担忧污染、转基因、核战争、传染疾病等未来隐患，不再兴致勃勃的讨论会飞的汽车、机器人管家或是火星殖民计划。
就连电影市场也敏锐反馈到了这种变化。二十年前，《未来水世界》票房惨败，苛刻的评论家表示这部建立在海水淹没地球的背景之下的影片简直就像是“一场诅咒”。二十年后，《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名利双收，人们已经不再惧怕一个资源短缺、适者生存的未来，它的合理性亦被广泛接受。所以，《星际穿越》的设定倒是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NASA工程师的共鸣，在那个故事里，当生存危机逼近人类，各国政府纷纷撤销与农业无关的教育专业，NASA更是首批遭到放弃的职能机构。
美国财政历史数字显示，1965年，NASA获得了4.3%的联邦拨款支持，五十年后，这个占比萎缩到了0.5%，而且还将继续走低。
NASA工程师被裁员后只能靠出租车司机为生。题
Khalid Rafiq为NASA工作了20年，当他所在的部门因为预算无力“顾及”而被告裁减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技能的工作。因为距离领取退休金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岁月，迫于生计，他开起了出租车，常有乘客惊讶于前排这名有着EE PHD学位的司机。
无论是传回冥王星高清照片的新视野号探测器，还是发现“另一个地球”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这些项目的起点，均源自制订于本世纪初的计划，并在成果产生之前饱受诟病。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NASA也开始被迫扮演“标题党”的角色，动辄“搞出一个大新闻”，将激烈的质疑勉强替换为揶揄的吐槽，委实坚忍。
知乎上有人指出，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团队领导比尔·博鲁茨基刚刚退休，他在1992年提出这项方案，直到2009年，足足磨了17年----这几乎消耗了他在NASA供职时光的1/3----才将人类投向宇宙的视线从部署到了太阳轨道上。根据NASA的说明，“Kepler-452b”是在2013年就已经探测到的一批行星之一，在同一年，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坏掉了它的第二个反作用轮，而NASA则在反复讨论之后表示无力修复，于是，“Kepler-452b”也很有可能是NASA数十年内寻找类地行星的最后成果。
NASA同时也必须面临“拆东墙、补西墙”的境况，今年年初，美国政府里负责对接NASA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被人挂到了著名的“白宫情愿”网站上，有人要求这个“不懂科学的政客”退出NASA项目，因为特德·克鲁兹提议NASA放弃对于地球大气的研究，将资金用于火星、木卫二以及太空领域。美国人有理由反对这种“舍近求远”的主张，尤其是在地震、干旱和飓风等气候问题仍在对美国公民的生活造成损害的当下，将美钞换成发向外太空的各种探测器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
问题在于，既不提高预算上限，又不允许重新分配，NASA承担的使命也就愈加尴尬，公众寄望于NASA成为一个“有用”的机构，而“有用”的定义通常又落于衡量它“能否创造福祉”的标准上，这让NASA总是忙于自证清白，不定期的召开各种发布会，将那些千里之行里的跬步设法放大，解释这项事业的意义。
每到这种时刻，我总会想起1970年，赞比亚----这是非洲一个兵荒马乱的穷苦国家----的一名修女玛丽·尤肯达写信给NASA这件事情。善良的修女无法理解，地球上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忍受饥饿煎熬，为什么美国还要耗费数十亿美元尝试把人送到宇宙里去？
NASA的一名科学家恩斯特·史都林格给她回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玛丽·尤肯达修女：
你的来信收到了。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信，这一封对我的触动最大，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富有探求精神的灵魂，一颗仁慈怜悯之心。我会尽我所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首先，我要向你以及和你一样的勇敢修女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因为你们将毕生精力献身于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你在信中问我，为何我会在地球上仍有很多儿童面临饿死威胁之时建议投入数十亿美元实施火星探索计划？我想你一定不希望我给出这样一种回答----“哦，我并不知道很多孩子正因为饥饿走向死亡，从这一刻起，我会停止任何太空方面的研究，直到人类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意识到火星之旅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前很久，我就已经知道很多孩子正在挨饿。然而，我以及我的很多同伴仍然坚信前往月球、火星以及其他行星是一种在当下值得进行的冒险，我甚至认为这项探索计划与其他很多潜在的援助计划相比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帮助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严峻问题。援助计划每年都在讨论和争论，但所产生的效果却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在解释太空探索计划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地球上的各种问题之前，我想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有助于你了解我的观点。故事发生在大约400年前德国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有一位非常仁慈的伯爵，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救济镇上的穷苦百姓。这份仁慈令人非常感动，因为在中世纪，穷苦百姓实在是太多了并且经常出现全国性瘟疫。
有一天，伯爵遇到一个奇怪的男人。他的家里有一个工作台和一个小实验室。他白天辛勤劳作，每天晚上都会拿出几个小时在自己的实验室搞研究。他将一块块玻璃打磨成小镜片，而后将镜片安装到镜筒上，利用这种装置观察非常微小的物体。放大数倍的微小生灵尤其让伯爵感动不可思议，深深着迷，因为这是他此前从没有见过的。伯爵邀请这名男子带着他的实验设备搬到自己的城堡，成为他的一名“特殊员工”。从此，这个怪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来研制和改进他的光学仪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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