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西部边陲，他们不远万里潜逃土耳其等伊斯兰世界，然而吊诡的是，其中很多偷渡者甚至并不知道他们所向往的伊斯兰天堂究竟在何方。“有一段路，他们凌晨四点被接头的人塞进一辆脏乎乎的皮卡车里，里面挤了近30人，车身罩着篷布，一直开到第二天晚上。车里闷热无比，女儿一直大哭，阿力木手上都是孩子的泪水，心里如刀绞般疼，他十分后悔，但是已经难以回头。到了地方他才知道，那辆车平时的用途是拉猪。”猪，对于伊斯兰来说等于奇耻大辱。然而，这名变卖家产而踏上此路的阿克苏人阿力木当时便是如此踏上漫漫长路的。
土耳其爆发大规模反华游行
维吾尔语中“伊吉拉特”来自于阿拉伯语中的“希吉拉”，原意为“出走”、“离开”。它又称“迁徙圣战组织”，是中国官方定义的活跃于新疆的维吾尔族伊斯兰激进组织。该组织宣称为了真主而离乡背井，抛弃所有财产，迁徙集中到一个地方发动暴力活动，进行“圣战”。每年，有无数人像阿力木一样挈妇将雏加入这一浩浩荡荡的大军。至今，没有任何数据可以清晰地描述在这条圣战之路上究竟有多少人和他一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疆警方破获的案件中，90%以上的暴恐案件都受到“迁徙圣战”思想影响或由其团伙直接实施。
“迁徙圣战”并不是新鲜话题。单从最近几十年看，一旦有穆斯林国家或地区发生战乱，总会有各国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前往该国参加圣战。比如1979年苏联发动的阿富汗战争、1994年的波黑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两次车臣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叙利亚内战等，都出现了大量的外籍伊斯兰武装分子的身影，其中不少战场也都出现了来自新疆的武装分子。长期研究边疆政治学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对本刊记者表示，之所以可以一呼百应，“圣战”二字发挥了很大的功效。很多人以为，去圣战就是入天堂，“天堂”是要什么有什么的地方。真正去了之后，才知道“天堂”的真相。
“伊吉拉特”之路
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总结出至少6条偷渡通道，即从新疆越境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从新疆越境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此两条通道因为当局强化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已经衰落。而近年浮出水面的偷渡路线集中在中国的西南省区，包括从云南越境进入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再辗转进入泰国、柬埔寨等国；从广西越境进入越南，再辗转进入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穆斯林国家，最终飞往土耳其等中东国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也正在成为圣战分子前往土耳其的跳板。
路线一：新疆西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地区
2014年乌鲁木齐“5.22”恐怖攻击事件后，中共官媒发表一篇题为“探访5.22恐怖分子老家”的文章，称地处南疆的皮山县和墨玉县经常发生暴恐事件，皮山县的一些乡村甚至被称为“恐怖分子大本营”。该文此后虽饱经批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皮山县的确是一个复杂的地带。皮山县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汉族占0.01%，2002年全县旅居国外的侨民分居1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侨居阿拉伯的侨民最多。2011年12月，媒体披露警方在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击毙了一伙试图越境的暴恐分子。皮山县南部与印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区交界，他们试图自皮山县出境，接受恐怖组织的训练，参加所谓的“圣战”。然而，由于皮山县南部山区地貌复杂，迷路的暴恐分子劫持两名当地牧民，但最终被举报擒获。
路线二：新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南部的费尔干纳地区是一个不大的山间盆地，隔帕米尔高原与新疆为邻。盆地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分割。最近十多年来，伊斯兰极端势力在费尔干纳地区逐渐活跃起来，中亚三国政府对此地区都缺乏有效管控，不少国家的圣战者都将费尔干纳盆地视为理想的圣战之地。新疆的偷渡客时常沿这条路线非法越境进入吉尔吉斯坦等地。2014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边防部队在边境地区击毙了近20人的维吾尔族非法越境者，事发地点距离中国边境仅30公里。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边境线漫长，边防部门很难做到严防死守。不过这条外逃路线，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对偷渡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路线三：新疆----瓦罕走廊----阿富汗
阿富汗饱经战乱之苦，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开始，不少新疆暴恐分子就通过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西逃，穿越人迹罕至的瓦罕走廊，进入阿富汗。瓦罕走廊东西横卧于帕米尔高原南麓，总长约400公里。东端100公里在中国境内，其余300公里属阿富汗。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瓦罕走廊人迹罕至，偷渡者基本不太可能通过此地进入阿富汗。不过，《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一名维族青年2013年从新疆经陆路偷渡进入阿富汗，后辗转前往土耳其。
路线四：云南----缅甸北部少数民族地区----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或印尼）----土耳其
2014年3月两会前夕，走投无路的越境者血洗了昆明火车站，此事旋即诱发了人们对西南边陲圣战迁徙的关注。云南沙甸一直是中国伊斯兰的教门圣地，甚至被视为恐怖分子的精神高地。从2009年起，偷渡者主要瞄准了东南亚地区陆地边境管理较宽松和自然条件较好，将沙甸作为短暂休整的中转点，由此进入缅甸北部。由于缅甸中央政府一直无法对该地区实行有效管理，因此这里也成了偷渡者的天堂。他们会从缅甸辗转进入泰国北部边境地区，再逐渐向泰国南部、柬埔寨等地转移。2014年3月中旬，泰国南部宋卡警方在搜查一处橡胶园时，发现220名中国维吾尔族非法移民，其中包括82名儿童、78名成年男子和60名成年女子。
路线五：广西----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或印尼）----土耳其
“韦海每组织一个这样的人员偷渡，‘阿乐’会付给他2000元（人民币），这只是到中越边境的费用，要到达目的地，一个偷渡者一般要支付给境外的组织者3万-5万元不等的费用。近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偷渡费用也水涨船高，涨到了8万-10万元，不少偷渡者甚至为此倾家荡产，而组织者、‘蛇头’却获得不菲的收入。”知情人如此透露活跃在广西边境的偷渡组织者如何获利。身材偏瘦的韦海说，每次偷渡时，在境外的艾力•艾买提（外号“阿乐”）会给他发指令，让他去接人，然后韦海指示自己的“马仔”雇佣黑车过去，接到偷渡人员后趁深夜时伺机在边境线交给越南“蛇头”，再由越南“蛇头”雇黑车将偷渡人员从边境线上运到河内，然后“阿乐”再组织人运出越南。
路线六：广东----澳门----东南亚----土耳其
3月6日，广州火车站再次发生疑似由新疆籍暴恐分子制造的血案。从港媒披露的信息看，这次广州火车站砍人事件与上个月一起从珠海到澳门的未遂偷渡事件可能存在关联。上月一艘珠海前往澳门的偷渡船（后经证实载有约40名新疆籍偷渡客）沉没，致使这些偷渡客被迫滞留广州。据悉，这是首次有公开报道证实新疆籍偷渡分子实施以广东为跳板前往第三国的偷渡路线。近年来，受境内外的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煽动，新疆的一些民众拖家带口偷渡到土耳其，甚至是叙利亚等中东战乱国家从事“圣战”活动。
类似的活动早已稀松平常。据称，中国西南边境地区已经形成一个复杂而又严密的组织人员偷渡路线，形成境外指挥----境内组织----中转接运----边境向导----境外“蛇头”的“一条龙”利益链，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另据欧盟刑警组织2014年6月公布的数据，前往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土耳其参加“圣战”的人数已超过3,000人，除了新疆圣战分子外，其中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人数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土耳其的召唤
公开资料显示，全世界维吾尔人将近千万，土耳其总计有5万人左右，而仅位于安那托利亚中部的第七大城市开塞利城就聚集了3万多人。事实上，土耳其长期以来就被圣战徒看做是“天堂”终点站和大本营，数条偷渡路线最终汇集于此。7月初，在那场引起外交事端的250名维吾尔人潜逃泰国被拘留事件中，土耳其接纳的173人是（当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据称正是要被安置到开塞利。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上半叶，当时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信徒在两次失败的建国后被迫流亡海外，最终便被集中安置在开塞利的耶尼马哈莱区和西部伊斯坦布尔的橄榄角区。
开塞利城只是反映了土耳其境内维吾尔人势力存在的冰山一角。聚集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中不乏在政治、学术、文化和其他领域中有成就的人，这些人要么本身就是“东突”分子，要么是在土耳其“东突”势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们在土耳其成立了近20个“疆独”组织，如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东突厥斯坦国民大会、东突厥斯坦独立联合会。
那么，他们为什么纷纷以土耳其作为栖身之所呢？这当然有人类族群普遍的群聚效应的原因，但是更为深刻的根源则要追溯到“灰狼”。19世纪末阿富汗人加马尔丁•阿富汗尼(Jamal—Dinal—Afghani)提出“泛伊斯兰主义”，而俄罗斯境内的鞑靼人也发起“泛突厥主义”，两种思潮随即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改造利用，成为一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令土耳其成为世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大本营。 1923年国父凯末尔以政治现实主义反对泛突厥主义的幻想，但却无力从文化上完全否定泛突厥主义。反而因为需要重建民族认同，“突厥”正好成为一种工具。1924年，根据凯末尔的命令，土耳其建立了一所“突厥学研究院”（TürkiyatEnstitüsü），负责研究土耳其的历史与文化。凯末尔亲自为这个研究院挑选了院徽：天山脚下，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灰狼，手持一把火炬。
这一塑造民族认同的努力显然埋下了隐患，不仅吸引了彼时维吾尔人的政治移民，同样也在若干年之后左右了土耳其的政治态度。如今土耳其很多政治势力依然保持着对这一政治信条的信奉。而且自2007 年以来，土耳其突破世俗主义禁锢的政治势力渗透高层，甚至力图推动修改宪法，允许大学女生可以在校园里佩戴伊斯兰头巾。
今年7月初，新疆7•5骚乱6周年前夕，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不断传来街头暴力反华的声音，一段不明来历的中国禁斋报道成为事发的导火索。无辜的韩国游客被错认为中国人，在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旅游景点托普卡普皇宫外遭暴力围攻，中国国旗被当众焚毁。而事后人们曝光参与者即为民族行动党的“灰狼”。
人们也许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访问新疆时似乎在边哭便“认亲”，也清晰地记得7•5骚乱之后埃尔多安痛斥中国当局搞种族屠杀。
土耳其和叙利亚有911公里的边境线。西方国家一直指责土耳其对边境防护不力，导致大量恐怖分子经由土耳其流入叙利亚。“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的边境非常容易渗透，无论是难民还是武装人员，都可轻易进出。比如在叙利亚境内发生大战而损失惨重后，反对派武装会将伤员送入土耳其。土耳其救护车会将他们送往医院救治。”
这其中便包括来自中国的圣战者们。日前，中国官媒引述一名被捕维吾尔族恐怖分子成员艾克拜尔称，他在2013年在境外结识一名自称艾力的男子，并受其以宗教为包装的极端思想游说，实现以暴恐方式“殉教”来进入天堂。在其协助下，辗转经多个国家后到达土耳其，再偷渡到叙利亚接受训练，学会了用枪和制造爆炸物。其后他返回中国，并准备在河北石家庄炸毁一个商场。另外一对夫妻声称他们见到了本•拉登，并眼睁睁地看着地看着自己才3岁的儿子哭着用稚嫩的小手扣动枪的扳机。很显然，他们也是经过土耳其才进入恐怖主义活跃地带。所以，今天维吾尔将土耳其作为自己的中转站甚至落脚点，并非偶然。
阻击战治标不治本
既然所去之处并非“天堂”，圣战分子缘何马不停蹄一拥而上？这就牵扯复杂多面的“新疆问题”。谈及“新疆问题”的原因，包含着历史与现实、世俗与宗教、经济与政治、民族文化差异、地缘等诸多内外部因素。宗教困境、民族政策的失效与文化认同的断裂、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以及公众和舆论的误解，共同造成了时下的局面。为扼住偷渡者的喉咙，中共当局用尽手段展开“围追堵截”。但以效果论，圣战迁徙似乎并未消失，而是如同瘟疫般不时发作，酿成灾难。
七月初沈阳警方破获的暴恐案，只是中国常规性阻击迁徙圣战的一个案例。将时间线拉长，中共对严厉打击暴恐，围堵圣战迁徙的动作从未休止。2014年公安部“4•29”专案组部署河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新疆等多地警方统一开展打击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专案行动，特别是上文提到的广西“蛇头”韦海案。据称，当局宣称，公安机关已先后打掉30多个境内外“蛇头”相互勾结的跨国组织偷渡犯罪团伙，抓获227名边境“蛇头”，堵住西南边境地区组织偷渡活动的通道，摧毁了横跨西南边境地区连接东南亚国家的组织偷渡网络。
但是，这种围追堵截显然耗资巨大，难以为继。中国当局不得不“宁枉勿纵”，强行限制办理和扣留护照。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自今年3月无限期停办居民因私护照，此后又发出通知，要求目前持有因私护照的居民在本周五前上交辖区派出所集中保管，否则将被注销。而在一旦出现暴力袭击事件后，更有目的地排查，禁止参与地下讲经活动。当然，这些措施饱经争议，而且更容易激化矛盾，但西欧等国家同样有权进行临时性的干预。
而与此同时进行的则是心理攻防战。6月5日，新疆电视台多个频道滚动播出专题片《谎言包装下的“迁徙圣战路”》；6日，自治区各主要媒体也统一刊发《偷渡者的“天堂”噩梦》。之前，中国官方智库声称，这些圣战迁徙者在漫长的逃亡过程中会不断出现心理波动。而至关重要的环节在于刚刚潜逃离开新疆后短时期的心理落差，以及跨越国境前的片刻犹豫，这是对其进行心理介入的关键时期，而一旦错过时机他们圣战迁徙的决心便难以撼动。
问题在于，为何中央动作连连，却收效甚微？在吴楚克看来，中央治疆至少存在两个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首先，中央决策层并不懂新疆问题。也正是因为不懂，所以听任了少数智囊的“蛊惑”，而其周围的这些“智囊”，要么也不懂新疆问题，要么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基本上也提不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其次，中国缺乏真正的智库专家，去研究这个问题。现有的这些所谓边疆问题专家，大多保守、落后，压根儿没有从新疆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问题。
是的。“伊吉拉特”不同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发生存移民，而是一种组织性的政治移民，不可以世俗观念等闲视之，但除可归咎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全球泛滥的大背景外，但是中共是否也应该反思：如何才能真正阻挡圣战分子踏上漫漫迁徙路？何种相处方式才能真正虏获维吾尔的人心？要知道，对于新疆问题，人心才是最大的政治。人心一旦散了，再光鲜的政绩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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