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盛世，无非就是天下大治，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对于百姓来说，无非就是能吃饱饭不挨饿。1768年，中国就沉浸在乾隆打造的繁华盛世里。在这个时期，中国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了700余万顷，大量的水利工程为粮食产量连年创新高创造了条件，江南商业及手工业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在不断降低征税标准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仍保持连年激增，人口恢复并超过了明朝及之前统治中原的历代中央王朝时的水平。乾隆即位后，通过不断征战，压制了边疆地区的叛乱，基本维护了中国的疆土完整。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难得一见的盛世，而自此之后，他对社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将一切不稳定的萌芽掐死在襁褓中。但乾隆竭力维持的稳定假相被一桩叫魂闹剧戳破了，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回顾了那段远去的历史。
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
“叫魂”是一种妖术，据说可以通过施法于受害者的姓名、毛发或衣物来窃取他们的灵魂精气，为己所用。盗来的灵魂会有奇异的效能（如用于加强建筑物的强度），而被盗去了灵魂的人则会“失魂落魄”，乃至丧命。1768年，关于这种妖术的流言在民间盛传。年初始于浙江地区，几个月间迅速蔓延，波及十二个大省（其人口总和超过两亿），爆发了一场公众大恐慌。
为何在中国并不少见的妖术会引发如此大面积的恐慌？孔飞力在书中指出，这是因为乾隆盛世乃是“镀金盛世”。此时的帝国养育着三亿人口，在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帝“摊丁入亩”的政策，表面上田赋由有田者所出，丁税并入地税将减轻农民负担，但实际上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
乾隆《上海县志》曾载一首《织妇叹》以描民众疾苦：“饥亦织，冻亦织，一梭一梭复一梭，日短天寒难成匹。
豪户征租吏征粮，两两叩门如火急。丈夫却催未忍催，向屋无言向机立，织妇宛转诉可怜，自来君家已十年。嫁衣虽有丰堪著，无朝无夜俭且辛，寸丝寸缕不上身。丈夫有志苟富贵，勿忘机上糟糠人。努力织成新力瘁，回头忍泪聊相慰。犹胜邻家贱且穷，布机卖却卖儿童。”
大臣胡定曾上奏乾隆帝：“近日富商巨贾，挟其重资，多买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农夫为之赁耕，每岁所入盈千万石，陈陈相因，粟有红朽者矣。”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陈明米贵之由疏》中坦言：“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访华团看到也是这些，中国人当时“都如此消瘦”……“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别忘了，这是“世界第一”的中国。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打破了他们对于中国黄金遍地的想象。
爆炸的人口、飙升的粮价、疾苦的民众，这才是乾隆盛世的真实写照。孔飞力总结道，“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
当底层民众失去土地后，只能成为游民，以僧道的身份四处流浪。而他们又挤占了市井小民的生存空间，招致了民众的敌意。孔飞力所记录的最早的叫魂案例，鲜明体现了那些充满不安全感的小民是如何将矛头指向形迹可疑的“陌生人”的。
在对流民的声讨中，官府显得意兴阑珊。各级官员并不相信妖术，但地方的维稳形势直接关系着他们头上的顶戴花翎，所以他们力求把叫魂恐惧控制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以求息事宁人。而手段无非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
孔飞力举例到，江西巡抚在奏折中提到他们安下了一张比别省更严密的警戒网，但档案却显示江西未进行过一次像样的搜捕。湖广总督定长旅行六百多里去审讯嫌犯，目的只是“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官员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在这其中，邻省的揭发，虚与委蛇的应付，官员的互保，还有各种威逼利诱和刑讯逼供，接连上映，犹如一部精彩纷呈的大戏。当然，这些官僚无论演出什么风格的角色，逻辑点都归结于如何保住头上的顶戴花翎。
不幸的是，无论他们多幺小心的层层隐瞒，乾隆还是知道了这场妖术大恐慌，并以一种值得质疑的方式进行处理。
为何乾隆如此震怒？这或许与“剪辫”有关。有清一代，“异族”一直是清朝统治者最大的心病，对于一个外族政权来说，这种焦虑可能是根深蒂固的。 而叫魂妖术中竟出现“剪辫”这种敏感字眼，这隐藏的政治含义让乾隆惊恐万分，毕竟声势浩大的江南抗清才过去一百年。不管乾隆皇帝是否相信妖术，在他看来，有人正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人们对大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
于是乾隆亲自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他不相信帝国的官僚系统，如果不是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妖术怎会在帝国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乾隆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的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结果自然是以乾隆的失败而告终，他念念不忘的是社会的稳定，然而他的鞭笞使官员们直接强力介入这些事态的管制，反而造成传言的肆虐，导致民众的恐慌愈演愈烈。他希望能彻底剿灭妖术背后的政治阴谋，最终，乾隆的军机大臣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乾隆只能叫停清剿。然而他坚信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6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百姓继续着盛世下的贫苦生活，而让乾隆头疼的体制弊病也仍在继续运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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