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港大副校长任命一事引发的风波在香港持续发酵，遴选委员会推荐的人选、港大前法律院长陈文敏因其政治立场倾向民主派迟迟不能获得校务委员会的正式委任。校方的官方解释是要“等首席副校长”，部分激进的港大学生不惜为此冲击校委会会议，强迫校方尽速完成任命。而另一方面，校委会内部也是风起云涌，在短短四天内已经有两位校委辞职。港大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决定辞任校委后甚至意兴阑珊地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处理政治，捍卫学术自由及院校自主是他作为学者的天职，但对于近日学生以此为由，扰乱校委会会议秩序的行为，以致讨论焦点偏离以大学为首位的原则，感到非常痛心。”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项高等学府的内部事务演变成目前这种局势？谁又该为事态的不断激化负责？
香港大学学生制定的围堵校委会的宣传海报
整件事情的缘由其实很简单，香港大学学术人事及资源副校长出现空缺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2014年底，港大副校长物色委员会在全球遴选招聘后，一致通过由陈文敏出任，他亦是获得推荐的唯一人选。不过，要正式成为副校长，陈文敏还必须要通过校务委员会的任命，但校委会却宣布要押后陈文敏的任命，一直等到新任的首席副校长上任之后才能正式任命陈文敏，校委会的这一决定引发外界对港大在人事任命时有政治考量的质疑，也引起了一部分支持陈文敏接任副校长的港大学生不满。
对于这项在香港最高学府引起人事风波如今在社会上愈演愈烈，首先，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陈作为一名政治立场非常鲜明，曾经公开支持占中、更被质疑处理捐款不当的法律学者，令校方在做委任与否的决定时心存顾虑是极为正常的，人们对此不应感到意外。公允地讲，陈文敏也确有责任向校委会以及社会公众解释清楚，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学术职衔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或者取舍。而作为近年来屡次冲在第一线，在社运中扮演活跃角色的香港年轻人而言，也必须意识到所谓“大学是学生的，学生对学校的一切事物应该拥有决定权”完全是沉醉于“理想国”里的无稽之谈。
实际上，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为著名的高等学府，港大毋庸置疑是属于全港社会的，她理应是培养香港最杰出精英的理想殿堂。然而，在这几年数次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出，一部分香港大学生不知所谓，甚至近乎疯狂的举动已经彻底背离了香港社会对于港大学子的殷切期待。追截、围堵、嘲讽以及各种咒骂让人很难相信他们就是经过香港最优秀大学培训出来的学子。
这些学生表面上打着“港大的学术自由正在受侵蚀”的旗号，大力反对校方的官僚作风与无理拖延，实则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通过暴力的手段妄图达成心中的目的。相比历史上数次为人称道的学生运动而言，如今香港的年轻人体现出的是极差的自我约束力。从与校委冲突的混乱场面中来看，他们中的不少人显然失去了最基本的那份理性，这种表达诉求的方式也只会将整件事推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是自毁门户的举动，亦严重有损社会上对学生的观感。
根据《香港大学条例》，校务委员会是该校的最高管治团体，所有聘请任命和签约决定的权力都属于校委会。也就是说，校委会不单只可以押后人事任命，甚至还可以否决副校长物色委员会推荐的人选，只不过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校委会从没行使过这项权利而已，并不代表他们无权或者是放弃了以上权利。
而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于，在由23人所构成的港大校务委员会当中，有12位成员都是被委任人士，当中身兼港大校监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直接委任的有多达6人。虽然其中的直选委员亦有份给意见，但校委会多由校外人士组成，在处理复杂且富争议性事件上的手段又欠佳，难免会令校友、学生感到校委会的代表性不足。但针对这种情况，学生们完全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重组、甚至改革校委会的建议，大可不必用冲击会议场地这种激烈的手段去处理。试问如果只会用暴力和禁锢的方式去强迫校委会委员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与文革时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红卫兵又有什么分别！高喊民主的口号，却实行专制的手段，这正是今天的香港年轻人所犯下的最大错误。虽然以梁振英为首的施政团队的确是造就今天香港种种社会矛盾的罪魁祸首，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港人要“逢建制必反”，要打破社会上一切的既成制度和固有秩序。
当然，港大校委会内部、尤其是以主席梁智鸿为首的部分成员，官僚气息浓厚的做派也是加剧此次矛盾的原因之一。正所谓久拖无益，香港官场中一直都存在“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病，这一点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早在2001年时就已经明确指出，可惜直至今日梁智鸿等拥有实质任命权的决策者却仍然没有摆脱这个怪圈，不得不说是极大的讽刺。内地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两天刊登文章主张让陈文敏自己主动退选，试图借坡下驴，避免令久拖不决的校委会继续尴尬，则更是激化矛盾的愚蠢之举。
那么，究竟校委会在面对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学者出任副校长这样的行政职务时，应该抱持着什么样态度？其实，校方大可要求陈文敏召开一场公开说明会，促使其清晰地阐述在履行职务时，要怎样处理公职与自己内心政治理念的冲突。如果答案能够获得社会上多数民众的满意，应立即予以委任，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拖延；如果不是这样，就应该明确告知对方，他不是这个位置上最合适的人选，然后重新物色接任者，另请高明即可。
一场原本应该完全控制在高等学府校园内部的人事任命案变得如此复杂，甚至在政坛上引起巨大波澜，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学生失去了原本应该属于他们的那份纯真，变得“专制”而鲁莽，大有唯我独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势，是这场闹剧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但校委会中的部分成员没有及时应对事态发展和民众情绪的变化，一味地打“拖字诀”，试图用把事情放淡，并在此过程中通过“中间人”劝说的方式，天真地以为这样让陈文敏知难而退，殊不知此举却把一件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有十足正当性去决定的人事任命，演变成让广大学生和公众强烈反感的事情。
而以上种种也恰恰说明了香港当下已经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但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不论什么类型的事件，都可能演变成在全港极富争议的话题。在这种状况下，更需要特区的领导者具备高水平的政治智慧和相当程度的社会认受性。但显然现在的香港像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这种恶性循环尤其是在人们面对那些非政治性事件的时候，可以愈发深刻地感觉到。这种局面何时能够终了尚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一系列的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在后政改时期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还会有越来越多类似“港大任命风波”的事件发生，继续在这座已经不堪重负的城市中引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