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访问日本，这是李登辉自2000年后第七次访问日本，在日本国会设施内演讲尚属首次，在演讲中李公开宣称台湾人感谢日本以及钓鱼岛属于日本，引发舆论哗然。当然，李登辉口出“豪言”已不是第一遭了，这位曾对现代台湾有深刻影响的政治人物，更是台湾“独立”思潮和势力的“教父”。有分析指出，对于李登辉如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大放厥词，这足以证明岛内已经具备容纳这种“过火”的空间，而如果深究此中原因会发现，这正是李登辉数十年推进台湾政治本土化的结果和表现。、
李登辉被称为台独教父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去台后便推出政治本土化政策，该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一是出于国民党在台湾长期生存发展的需要，国民党逃台后，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省籍矛盾；二是出于“以台治台”的策略运用。台湾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和实力雄厚的地方财团，他们不断向国民党争取、要求政治资源，与此同时，台湾民众的民主意识也明显增强。启用台籍人士参政，让台湾人分享部分权力，可缓解省籍矛盾，有利于政局稳。
台湾政治的本土化在20 世纪70 年代蒋经国主政台湾时已开始推行。当时蒋经国推行本土化的目的还在于缓解省籍矛盾，扩大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其坚持的仍是“一个中国”原则。而到了李登辉主政时期，他的做法使本土化政策有了实质性的转变，其目的也变成了要实现“台人治台”，企图确立台湾的“主权国家”地位，坚持“台独”的分离路线，结果是加剧了省籍矛盾与党争，使“统”、“独”之争白热化。
李登辉当政后，本土化迅速发展，成为台湾政治发展的一大潮流，主要体现在行政官员和“民意”机构的本土化，并开始介入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在这一时期，“台独”成为本土化的实质内涵：在行政部门，李登辉极力清除外省政治势力，大量起用本省籍人士，台湾本省籍政治精英逐渐形成了新的权力核心，地方各级行政官员也完成了本土化。同时一大批大陆籍的国民党元老政要被挤出决策圈，实现了权力和平转移，并形成了他的“党政一元化领导中心”的地位。在“民意”机构方面，推动“宪政改革”。李登辉在其任内先后进行了六次“修宪”，实现了“民意”机构的省籍构成的完全本土化。同时李鼓吹“台湾生命共同体”，建立台湾优先理念和台湾主体意识，从而改变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企图确立台湾的“主权国家”地位。最后，李登辉为了达到建立所谓台湾主体性意识的政治目的，开始在历史、文化教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
李登辉曾说：“台湾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本土化。”“在台湾民主化的历程中，认同问题是决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通过“民主化”，实现本土化；通过本土化，改造“外来政权”，从而逐渐实现“台独化”。1994 年3 月，李登辉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对谈中声称在他的字典里“连‘中国’这个词也是模糊不清的”，两岸统一只是“奇怪的梦”，“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在于“到目前为所有掌握台湾权力的全是外来政权”。在2001 年选举时，李登辉强调本土化，把选举说成是“本土”与“非本土”、“爱台”与“卖台”的抗争。这是公然把本土化当作政治斗争工具，煽动“省籍情结”，排斥政敌。
蒋经国推展本土化政策，只是台人治台策略的运用，而李登辉则将本土化作为一种战略；蒋经国念念不忘“反共复国”，而李登辉则一再鼓吹“一国两府”、“台湾生命共同体”等奇谈怪论；蒋经国推展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省籍矛盾，而李登辉推展本土化的结果是使台湾政坛一片混乱，使“台独”主义倾向不断蔓延发展。。
本土化是台湾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自然趋势，也是台湾社会民主进程中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就本土化本身而言，无可非议，也无需忌讳，问题的关键是把它导向何方。国民党本土化政策的制定和全面推展，一方面，化解了省籍矛盾，扩大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外省籍人士对台湾的认同感。然而台湾的政治本土化政策从蒋经国到李登辉时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其变化对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李登辉在执政的12 年，已经完全背叛了蒋经国的路线，走上了“台独”的不归之路，最后只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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