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可在中国官场，这句话就变成了“少壮很努力，老大仍伤悲”。这句话揭示了在中国官场，除了官二代、红二代，穷二代官员想靠自己努力爬上高位，难度很大，“不用一些特别的手段，似乎还难以登上权力的宝座”。这是坊间人们私议时对中共官场的观感。
昔日军中上将已成阶下囚
大陆媒体《南风窗》8月3日的文章《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提及郭伯雄等“穷二代”手段卑劣，会比官二代更加扭曲地出卖自我甚至家人。该文虽然结论惹人反感，但却无意间道出一个真相：今天中共用人体制给予寒门之进阶如此有限，所谓穷二代始而“报国无门”继则不得不屈从现实或者为现实所扭曲、排挤者不在少数。而与此同时，拥有官二代身份者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占据高位甚至尸位素餐，以至于朝堂之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甚至连红二代也心生怨怼，此种情景恐怕也并非个案。“徐才厚掌管政治工作十年期间，对选人用人造成的污染和危害是全局性的、致命性的，明明不称职的人还占着位置‘拼命干’，群众公认的正派干部、有能力的好干部用不起来，对党和军队事业损害破坏极大！”当年刘源曾如此炮轰徐才厚用人。
“封妻荫子”
郭伯雄、徐才厚均为农家子弟，出身卑微，在职初期小心翼翼，甚至可以用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来形容，而一旦手握权柄，便将军队开成了自己家的店铺，搞“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甚至卖官鬻爵，福泽亲党。以至于在其在位期间，充斥朝堂者非亲即友。
且不论二人落马后牵连的党羽一个个或被调离或被查处，单单是郭伯雄家族在军队的势力延伸便触目惊心。根据公开资料，郭伯雄得势后，郭家和郭伯雄妻子何秀莲家亲属纷纷选择参军，不少被提拔重用。郭家最具代表的就是郭正钢，45岁被提拔为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可惜在少将的位子上只待46天，就应声落马。
何家在军中职务最高的是郭正钢的二舅何嘉杰，与郭正钢同时晋升少将，原为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日前消息称他已经远放新疆任职。除上述两位少将外，“郭家军”里还有几位师级干部，包括郭伯雄兄弟中老二郭伯礼的儿子郭正野，在兰州军区某红军师师任副师长。老五郭正营是军企干部身份，享受副师级待遇，他的儿子郭磊现在也是营级军官。
一门多人从军，所谓“郭家军”大概并不为过。对于这些郭家二代而言，郭伯雄就是一纸通行证。
当然，不独对亲人大搞封妻荫子，在郭伯雄、徐才厚身后也因此聚集了不少“投奔者”，以官帽为饵大搞交易。消息称，郭徐二人在操控军队师以上人事任免上都要圈阅批准，也因此掌握了大多数人的仕途升迁。
朱德之孙朱和平少将曾坦言，自己不是徐才厚和郭伯雄圈子中的人，“郭和徐几十年军旅人生，一路上千军万马，又都曾在两个大军区任职，旧部众多，在军队树大根深，影响广泛”。也由此，总装某部原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于本城少将说，“用了不该用的人，一些优秀人才如果不活动，也无法到重要岗位发挥作用。”
红二代的捷径
在新权贵的压制下，清廉的有志者固然难免饱受排挤；其实红二代尽管大多数被边缘化，但其中也有人拥有相当力量左右时局，对普通的所谓穷二代出身者在仕途晋升上同样占据相对优势。
坦白讲，“红二代”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每个人的境遇并不相同。有的红二代已经“泯然众人”，如蔡小心那样早已远离了政治的中心，无法对政治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包括与穷二代、官二代出身者争夺政治地位。唯有的，或许只剩下陈小鲁等人亦曾明确拒绝将红二代和官二代相提并论的抱怨，“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大部分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我们也非常痛恨腐败，非常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不能让这些人把党给糟蹋了”……
然而亦有不少红色后代自起步入政坛便被全方位照顾。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力推中共用人体制改革，干部年轻化等获大规模推进，在此期间，传言陈云等中共元老也为梯度接班进行了秘密安排。“还是自己的孩子接班安全”之类虽未明确证实，中组部青干部有关红二代特别名录的传言也只是传言，但是之后的事实却证明相较于穷二代出身者，红二代受到特别的关注，被特意安排在一个更为通畅的晋升渠道中，他们受到特别的锻炼和培养，显然对于穷二代会处于不平等的优势位置上。
被边缘化的穷二代跌入仕途“陷阱”
普通农民出身的河北省大名县原县委书记边飞最终因为受贿等罪获刑。他曾任三个县的县委书记，励精图治，干出过不俗的政绩，但始终无法在仕途上更进一步。据其被查后忏悔，他之所以贪腐，是“自己在县委书记的位子上坐久了，感觉工作干得不错，但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心态开始失衡”。
平心而论，各级组织系统与党委掌握人事任免大权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边飞的境遇应该并非个案。当然这并非完全是官二代、红二代所致，但是三个“二代”上升进位的几率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尤其是在确定的名额而相同的个人能力背景下，缺乏“资源”的穷二代显然处于劣势。
当然，自邓小平、胡耀邦推行干部年轻化，中组部改革用人方式，共青团渠道也为贫家子弟提供了一条稳定的上升渠道，但是相对于红二代、官二代，穷二代即使有抱负、有才能，要想上位仍要付出更多“代价”，而这些付出极有可能涉及贪腐和行贿等，这也正是《南风窗》虽然偏激却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的道理。
所以说，郭徐等穷二代的最终落马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用人体制扭曲的悲剧。要想避免重蹈覆辙，首先必须更弦易辙，反思今天的用人体制，是否为他们提供了通畅的晋升渠道。中共扩大统治基础，最重要的莫过于吸纳更多精英群体，而如果该体制客观上是排挤他们的，那这样的体制就是导人以恶的、危险的。
中共内部不乏少壮派，也不乏拥有政治理想或者抱负者，中共需要为之提供施展拳脚的环境，而非迫使其选择要么捞钱贪腐、用钱买路，要么默默无闻、庸碌度日。为政者，首在用人，习近平曾以此警告用人之重要，但未知是否能做到不拘一格、人尽其才。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