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官方史书上，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原因无一例外都认为当时中共军队的军事顾问李德放弃了原来毛泽东提倡的运动战，而与国民党军队拼阵地战，造成连战连败，丢城失地。
李德在中央苏区
蒋介石一直视中共军队为自己的心腹之患，对于中共的围剿为重中之重，因为此时中共军队已经从南昌起义的一万多人发展到正规军三十万，地方民兵数十万的规模，并且控制浙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陕北苏区等绵延中国数个省的六大苏区。中共已经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势力，中共有着明确的政治主张，军队和政党廉洁高效，战斗力极强，况且还有苏联这个大后台。它对蒋介石政权的威胁要远大于割据一方的军阀。
前两次围剿苏区的都是地方军阀部队，如赣军，湘军等。这些部队各自为战，战斗力不强，而且几乎没有统一的指挥，结果必然被战斗意志顽强的红军击败。到了1931年7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又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次开始，中央军开始介入，围剿也由中央军高级军官陈诚将军统一指挥。国军这次围剿从军事上比较成功，一度攻陷中央苏区大部分战略要地，但是没有能够打击到红军的主力。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反对派汪精卫等人在广州成立的另一个所谓的南方国民政府，并出动二广部队和北方的石友三配合南北夹击蒋介石的中央军，一度攻陷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区，后来又爆发“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被日本占领，在此不利的国内外局势下，蒋介石被迫停止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在前三次围剿中，国军都采用了错误的战略战术，用当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话来说：敌军想一口吃掉苏区。他们虽然曾经一度深入苏区，甚至占领了苏。首都瑞金，但是敌军根本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考虑到当地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情况，特别是敌人的军事战略不符合有组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新要求，敌人愚蠢的排成漫长的行列行军，而且是大部分行军是在丛山的地区迅速推进，没有足够的掩护和侦察，加上他们之间属于不同的派系，没有统一的指挥，互相间缺乏支持还钩心斗角，甚至乐于坐视友军的毁灭。
针对国军的弱点，中共军队放弃大部分不适合运动作战的苏区，在这些区域通过小规模的战斗骚扰和疲惫进攻的国军。然后集中兵力在山地打围歼战，歼灭掉三成国军，剩下的七成则被拖跨。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进行变革。采用全新的战略战术对付红军，最大程度上削弱红军的优势。但是第四次围剿刚刚进行不到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省，国民政府急调二十五万主力在华北和日军激战，被迫停止了这次围剿。第五次围剿则不同了，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军暂停了进攻的步伐，蒋介石得以全力以赴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蒋介石吸取前三次围剿的失败作战教训，决心使用自身的优势瓦解中共军队运动战的优势。国军采用步步推进的战略，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急于推进，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个碉堡。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
各路进剿大军做到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其核心又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甚至一次只推进一二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简而言之，国军不深入苏区和红军打运动战，而是逐步稳定推进。在稳定对苏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的情况下，迫使红军打持久的消耗战。
此举一下击中了中共军队的要害，红军虽然作战顽强勇猛，但只是一支装备轻武器的作战部队，最强大的10万多中央红军也只装备4万支各种枪械，其中步枪占绝大多数，轻重机枪只有600多支，子弹180万发，手榴弹8万枚。至于重武器，用李德的话来说：“红军只有二十多门口径大一点的迫击炮和野战炮，炮弹还严重不足。没有重武器，是无法打阵地战的，尤其无法打破国军的碉堡工事。”
国军使用稳步推进的碉堡战术，沿着交通要道向中共军队苏区各战略要地缓慢推进，迫使中共军队跟他们打消耗战，他们为了避免被中共军队诱引后歼灭，国军一般不主动出击，一遇到中共军队反击就退回碉堡。以碉堡作为据点最大程度消耗中共军队的有生力量，然后再次稳步推进。这样，中共军队就无法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无法使用运动战了。
以碉堡作为依托，国军只用较少的部队(一般一个碉堡只有一个班或者一个排驻守)就可以封锁住中共军队的连营一级的进攻。而大量的部队则集中在碉堡后方，随时准备围歼进攻碉堡的中共军队部队。用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将军的话来说：国军采取战术防御手段，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既可防止敌方袭击，又能阻止中共军队通过，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根据当时的形势，最多一到二年之内，就可以稳定的全部清除苏区。
随着碉堡战术的逐步进展，到了第五次围剿的中期，国军的碉堡从七个方向深入苏区腹地。就双方实力的对比上，根据李德的回忆：国军用于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约40万，其中中央军多达30个师，中央苏区的中共军队正规军约有10多万人，还有七八万地方武装部队。双方从兵力和装备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共军队又无法发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局看来难以避免了。
可以说，中共军队当时博古，李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并非不了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重要性。1933年，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阐述中共军队的作战方针：中共军队绝不固守一个地方。中共军队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中共军队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中共军队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
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1933年12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把中央苏区的中共军队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中共军队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
国军其实并不接受中共军队的引诱，他们只是修建一个又一个的堡垒，逐步压缩中共军队活动的区域，进攻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迫使中共军队最终的决战。中共军队无法诱敌深入，也就无法集中主力部队对国军进行伏击。由此李德，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认为国军已经转变了军事策略，以前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伏击的战术无法有效施行。他们提出了一种新式的运动战法，也就是著名的短促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以中共军队的工事或者碉堡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这样一来，面对中共军队的碉堡，国军必须主动部队进行一段时间的攻坚战，无法像原来一样的从容行军。
中共的史书上一直指责李德他们打单纯的阵地战，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李德的短促突击，其实并非阵地战，而是针对碉堡战术的一种运动战。他的要旨在于两点，就是一以中共军队的碉堡作为支点吸引敌人，二以优势兵力短促地打击敌人，将其歼灭。
由于国军始终围绕碉堡作战，一旦遇到中共军队合围往往不战而迅速退回碉堡。此时中共军队如果追上去，就会变为攻坚战，损失严重。即使合围了少量国军，国军后卫部队往往也会从碉堡后及时增援，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也抵不过国军的反击。
最终中共军队被合围在苏区腹地较小的区域内，此时留给中共领导人的出路只能是放弃中央苏区，突破碉堡的封锁，转移到外线寻找新的根据地。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后来加入德国共产党。1926年被捕，入狱两年后由共产党人劫狱，逃出至莫斯科，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1932年春毕业后，他来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中共军队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到达中央苏区，出任军事顾问。
从上文中可分析出，中共军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主要原因是自身武器装备上的落后，和国军采取了正确的进攻战略。李德不是不想进行运动战，而是当时的国军的碉堡封锁政策没有和中共军队以进行运动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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