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王岐山执掌中央纪委，近3年来，他治下的中纪委刮起一场让人始料未及的反腐风暴，诸如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的逐一落马，其反腐成绩单耀眼，官场生态较之前相比，有了较大的改观，在王岐山打虎拍蝇之时，还要感谢他的前人乔石和尉健行推进的反腐制度。
中共十六大上的尉健行
2014年6月称为“风暴的六月”----那个月里，徐才厚、苏荣、令政策、万庆良等老虎先后落马；而在从6月25日到现在，则有包括郭伯雄、周本顺、奚晓明、肖天等在内的9只老虎被打掉。有评论称，如此迅猛的反腐速度和效率，很大程度上应得益于中纪委的巡视制度，因为巡视制度的出现以及信访保护的加大，使很多老虎的腐败证据得以更好收集，这里就不得不提乔石建立信访机制，尉健行推动合署办公说起。
乔石建立信访机制：打铁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中共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有评论称，建立信访机制，很大程度上让民有了监督官的权利，信访机制的重大影响在于，现今仍有许多官员惧怕这种自下而上的反腐机制，用各种手段阻挡信访群众。
乔石的信访机制为中共反腐开创了新纪元，例如，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尉健行推动合署办公：铸剑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1993年合署办公后，与中纪委“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从而把中共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有消息称，关于借鉴古代设立监察区和巡视制度的做法，是由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尉健行签阅。1996年1月，尉健行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作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2000年，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成立巡视办公室，2002年11月，十六大作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的重大决策，由此可见，尉健行对于推动中纪委巡视制度逐步健全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有评论指，现任中纪委王岐山，一定程度上可能继承了尉健行的反腐机制，在中纪委的处置腐败的分类上，把党纪和国法分开，正如此前王岐山把“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就是治本”称为“治本”之策。换句话说，“治本”不应仅仅理解为静态的制度，而是动态的对制度的强化执行挺在前面。这才是中国反腐治本之策的大关节处。
尉健行曾直言不讳，批过中共中高级领导的儿女的生活作风问题，以及官二代腐败问题，甚至在北京某饭店门口盯着领导的进出车牌号，致使领导们被查，有评论称，此举可能是巡视制度的雏形，进而由吴官正完善并建立完成的巡视制度体系，责任落实到巡视组每个人身上，不再是以前的单兵作战，而后者王岐山也曾说，到建党100周年时，要建成一套严密而科学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修改廉洁准则、处分条例和巡视条例，甚至有外界说，尉健行是中纪委巡视制度的创始人之一，因为他是最早亲力亲为监督腐败党员的中纪委之一。
尉健行在职期间，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据媒体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而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王岐山大刀阔斧改革：亮剑
2012年11月，中共的十八大召开，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一上任，他就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2012年11月30日，他组织专家座谈会，向与会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很多学者分析，王岐山是借此书表达改革纪检制度、厉行反腐的决心。有评论称，王岐山意在传达旧制度的反腐机制仍然可取，可能还会对反腐制度进行再改革。
改革首先发生在中纪委内部。据中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13年4月22日至26日，中纪委领导班子成员花了5天时间，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这在中纪委的发展史上实属首次”。5月，中纪委又对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调整。此前，中纪委共有27个内设职能部门，包括8个纪检监察室和预防腐败室、案件审理室、信访室等。按照王岐山的要求，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了10个。第一至第四室主要查办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腐败案件，第五至第十室主要查办31个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的腐败案件。
此后，王岐山着手改革巡视制度。巡视组开始试行3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中纪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视组长库，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这一变化让想打“人情牌”的被巡视单位“很难提前做准备了”。二是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下沉一级”，到领导干部曾经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了解情况，还要协调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情况。三是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纪检监察机关派员全程参与，自此，王岐山将反腐制度再度革新。
王岐山作为
承前启后的一代中纪委领导者，应该会继续通过乔石和尉健行等反腐理论继续布局，张开大网，即在反腐“治本”方面做出突出成就，为中国反腐制度进行再次革新，继尉健行之后，即为中共继续留下反腐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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