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官场腐败现象发展、泛滥的高峰期。此时的反腐败斗争只能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斗争相对而言比较被动，腐败的“出生率”大于腐败的“死亡率”。社会转型时期的反腐败斗争，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从1992年10月起，尉健行迎来了他从政生涯中的高峰。他执掌中纪委的时期几乎贯穿了整个90年代，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本文选自《今古传奇·双月号》2015年第1期，原题名为《尉健行：社会转型期反腐斗争探索者》
编者：闻立；参考资料：《京华时报》、《检察日报》、《瞭望东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
1997年9月19日，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招待会
1995年4月27日，新华社一篇仅165个字的消息犹如惊雷一般震动全国：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与此同时，尉健行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纪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兼任北京市委书记。
据北京市纪委主管案件的一位副书记介绍，当时参与查案的人员117人，有20台办案专车奔跑于京城各地，一批贪官落入法网。
仅在1995年，市纪委直接立案31件，涉及正局级干部6人、副局级干部10人，是上一年度同期的5.17倍。
一时间，京城传言四起，其中有不明真相的，有表示义愤的，也有谣言说“市委大院随时有警车进去……”好像京城没了好人。
上世纪90年代初，与活跃的贪腐态势相反，曾被寄予厚望的反贪局受体制所困，终未能凭一己之力清除腐败。正是在这个时候，更强劲的力量开始萌生。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这种力量得到了体现。
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在北京举行。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提出“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一起抓的工作格局。这次全会以后，按照党中央的决定，中纪委每年召开一次全会，向全党部署反腐倡廉工作。
1997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常委后，尉健行带领中纪委一举破获成克杰案，在当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涉案职级最高的腐败案件。接着是胡长清案、无锡邓斌案、沈阳“慕马”案、河北李真案……
“战友们，怎么办？”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杀！”
“杀！”
一群白发老人握紧拐杖向地上一戳，齐声说道。
那是1992年的上海，在上海社科院召开一次内部通报会，通报的内容是当时查处的官员腐败问题，与会人员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干部。
彼时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列车在轰鸣中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双轨制并行期间，各利益集团开始粉墨登场，一批官员的贪污、腐化问题开始显露。
通报的内容，显然超过了老干部们的忍受程度。通报结束后，会场上一片沉寂。一名70多岁的老干部嘴唇颤抖着说：“战友们，怎么办？怎么办？”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迸出一个字--“杀！”
在当时，“腐败”一词还不通用，媒体更多地使用“腐化”一词。“生活腐化”成为当时许多落马官员的罪状。
腐败还不是一个可以公开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毋庸讳言，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腐败发展、泛滥的高峰期。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反腐败斗争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此时的反腐败斗争只能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斗争相对而言比较被动，腐败的“出生率”大于腐败的“死亡率”。
经济领域的变革引领着中国向摆脱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型。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明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尚未退场，两种经济轨道奇妙地在中国并行了数年，其导致的“价格双轨制”使得各地的权力机构，可以“合法”大肆攫取不当利益。
学者胡鞍钢称此为权力“寻租”，计划内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即为租金。按照当时学者的粗略统计，1992年“租金”为6000多亿元，占国民收入的32%。
90年代中后期，中国逐渐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双轨制开始离开历史舞台，权力虽然不能再从差价中直接获取“租金”，但更隐秘的寻租行为仍在持续，贪欲变本加厉。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斗争的四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与活跃的贪腐态势相反，曾被寄予厚望的反贪局受体制所困，终未能凭一己之力清除腐败。正是在这个时候，更强劲的力量开始萌生。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这种力量得到了体现。
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在北京举行。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提出“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一起抓的工作格局。这次全会以后，按照党中央的决定，中纪委每年召开一次全会，向全党部署反腐倡廉工作。
中纪委二次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全面反腐的开始。从历史角度审视，无论如何高度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斗争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1978年12月至1989年6月），回顾这一阶段历史可以看出，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不断探索端正党风、反对腐蚀的新途径；
第二阶段是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之前（1989年6月至2002年11月），这一阶段，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反腐败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
第三阶段是十六大到十八大（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变化，党中央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提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第四阶段是十八大至今，新一届中央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标本兼治”，标志着中国反腐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2年10月，尉健行当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1997年9月再次当选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执掌中纪委的高层领导生涯，几乎与上述的第二个阶段完全重合。他既是见证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他们比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要坏100倍”
1995年4月5日，北京市怀柔县，一声沉闷的枪响惊动了全国。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
次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向中央书记处呈交“引咎辞职报告”。江泽民批示：辞职一事暂不议，先向北京市处以上干部传达王宝森自杀事件的情况，上下要坚守岗位。显然，中央采取的是“冷处理”办法，以免北京市出现混乱局面。
4月中旬，江泽民、胡锦涛找陈希同谈话，提出将其调职的意见，不料陈希同以退为进，坚持辞职。陈希同大概觉得自己是“陈政局”（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手下人称之为“陈政局”），中央不会动他，他一方面向有关人士讲，北京的工作中央是肯定的，王宝森之类的个别人出了事，不等于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不要自惭形秽，不要传播小道消息，要相信北京市委等等；一方面，他于4月25日再次提出辞职要求。
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批准陈希同辞去职务的同时，根据乔石、李瑞环、刘华清等人的提议，任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一书记尉健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
27日晚，胡锦涛代表中央到北京市委作了宣布，陈希同没有料到，最后竟是这么个结局。
当天，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报道。次日，中国国内各大报均刊载了这一消息。
消息传开，举国震惊。外界纷纷报道王宝森自杀的原因。据外媒披露：1995年初，江苏省无锡市非法集资数十亿元人民币的大案败露。根据案犯交代，王宝森与该案有牵连。有知情人透露，原先主管北京纪检监察工作的就是陈希同。他自身腐败，当然不会下力气真抓。
尉健行一到任，就明确表示：市委、市政府要坚持贯彻中央对北京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要坚决、积极地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查清陈希同的问题和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案件，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要查清，依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这样，才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尉健行曾当众责问，王宝森作案时间长达数年，数额多达数亿元人民币，难道都是他一个人所为，而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帮忙”、“帮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中央举报？
尉健行曾说：“陈希同和北京市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堕落真是触目惊心，他们比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要坏100倍。这些人吃喝嫖赌贪样样俱全，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1997年9月，陈希同被中纪委审查，查明有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报中共中央批准，被开除党籍。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6年。
尉健行到北京市委工作后，使北京反腐败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仅在1995年，市纪委直接立案31件，涉及正局级干部6人、副局级干部10人，是上一年度同期的5.17倍。
尉健行任上最大的一次反腐败斗争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尉健行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常委。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确立了标本兼治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针，由此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一些至今仍令人震撼的大案要案陆续浮出水面。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案。这是尉健行任上最大的一次反腐败斗争。案发时，成克杰已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涉案职级最高的案件。
对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是在1999年。而中央纪委做立案前的初查工作，在1997年就开始了。1997年在查办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某案时，发现一个私企老板涉嫌向成克杰贿送现金问题；1998年，负责查办此案的中央纪委第八室的同志曾四下广西暗访，了解到成克杰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一些重要情况，但均因线索过于笼统未能深入。
根据尉健行的指示要求，中央纪委第八室盯住不放，把成克杰作为重点监督注意的对象。1999年1月，中央纪委在查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某受贿案时，在押犯原玉林市委书记俞某检举揭发：成克杰在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曾两次向他指令压价，从贵港糖厂要糖7000吨给他人倒卖的重大问题。
成克杰问题由此案发。
在尉健行的领导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调查组就将成克杰利用职权、伙同情妇李平，通过为他人搞项目、批贷款、升官等形式，受贿4100多万元、非法牟利1100多万元的问题全部查清。成克杰于2000年7月31日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9月14日执行死刑。有记录显示，那几年，调查组成员长期出差在外，有时节假日包括春节都回不了家。1999年，全室32人共出差3944天，人均127天。2000年，全室出差4640天，人均149天。2001年达到人均218天。辛劳背后的成绩也是显著的，除了成克杰案外，1998年，中纪委还先后查处了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刘知炳等10多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重大案件，涉案人员总计达到7000多人，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27人。
1999年8月17日，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率江西团参加昆明“世博会”期间，违反组织纪律，不与任何人打招呼，一人出走到广州，并以“陈风齐”的假身份证入住中国大酒店。
有关部门遍寻无着后，出动警力，才在大酒店内找到换了姓名的胡长清。在他的皮包里，还有一沓刚收受尚未启封的2万元人民币。
胡长清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中纪委、中组部的注意。在尉健行的亲自过问下，中纪委、中组部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委省政府、江西省纪委成立了专案小组，调查此案。
2000年2月13日至14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胡长清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2月15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胡长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追缴非法所得。2000年3月8日，胡长清在南昌被执行死刑。
有学者统计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共查处省部级腐败高官近百人，而后三年（1998-2000年）超过一半。2001年对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查处力度仍保持着较高水平。
曾收集并研究中国共产党所有反腐败文件的任建明，对中国反腐败制度安排的描述是：“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这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体现。”
在这种制度架构里，中纪委的作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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