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对香港的冲击

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发，对香港造成巨大的冲击，当时香港民众普遍感到震撼、厌恶与恐惧，担心类似镇压流血事件会在1997年后在香港发生。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香港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示威，近100万人上街游行，许多人身穿中国传统丧葬所穿的黑色和白色衣服，有的人还带上黑色臂章。

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

游行者支持被镇压的学生，谴责中共领导人的暴行，游行队伍中甚至出现了在港中国银行与大公报等这类亲北京的媒体的人员。竖立在中环的和平纪念碑周围铺满了鲜花和黑色旗帜。香港人纷纷从本地的中资银行提走存款，试图令这些银行发生挤兑，香港本土民运组织支联会在六四后收到至少3000万港币的捐款。

六四事件改变了香港民众对于中共政权的看法，虽然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离开大陆赴港的人大多对中共素无好感，但很多年轻人还是相信中共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改弦易辙。但是六四事件的发生让香港人对中共的信任一下大打折扣，对香港回归后的前途也普遍没有了信息，在这片恐慌情绪下香港股市恒生指数重挫25%，房地产价格下跌，申请移民人数剧增。香港同盟主席李柱铭比喻把香港交给中共，等同于把犹太人交给纳粹。香港行政局议员邓莲如问责英国人怎么能心安理得“把英国子民交给一个毫不犹疑用坦克和军队对付本国民众的政权”。

六四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紧随美国对中共进行严厉谴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表示：对杀戮感到“极度反感和愤怒”，并承诺会放宽英国移民政策，以减轻香港人的忧虑。1989年7月，英国政府单方面中止了原定于该年夏季举行了的中英联络小组会谈，但还是承诺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依然有效。
为安抚香港人心，港英当局推出了“香港是我家”运动，请求英国政府给予350万香港英籍居民以英国本土公民的身份，并协助其他港人寻找移民他国的机会。对这一提议，英国政府予以断然拒绝。1989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访问香港，淡化给予港人英国本土居民权的可能性，但也做了一些让步，勉为其难地答应港督卫奕信的要求，向5.5万符合入籍英国资格的港人及其直系亲属发出居英权，此举一共涉及22.5万香港居民。

1989年12月，英国政府颁布《英国国籍（香港）法案》，向5.5万名港人（三分之一来自政府部门，三分之二来自私人企业）及其直系亲属提供英国本土公民身份。中共政权随即指责英国政府违反《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并表示持有这类新护照的英国公民在大陆不受领事保护。结果，申请这个居英权的人，明显少于5.5万的限额，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人知道，推出这一政策的初衷就是让他们安心留在香港，而且他们在香港大多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不可能抛弃在香港的资源贸然移民到英国白手起家。

1991年6月港英政府制定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人权法），并规定如果香港的其他法律与“人权法案条例”有抵触，则以后者为准，赋予其凌驾于香港《基本法》之上的地位。这是英国政府试图稳定港人人心的另一举措，中共政权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法案，指责其违背《联合声明》精神，并表示在收回香港主权后有权废止任何与《基本法》相抵触的香港法律。

中共政权在六四事件后对香港问题一直保持强硬立场，我在重申九七后维持香港社会制度不变的承诺，但谴责香港人捐钱给民运组织，并把参加反政府示威的大陆驻香港机构成员调回大陆处理。1989年7月11日，新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提出“井水不犯河水”的告诫，暗示九七后中共不会在香港实行一党专制制度，但香港也不应要求大陆实行民主制度。同年7月21日，中共宣布撤除李柱铭与司徒华这两个香港民运首要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职务，并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支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