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掀起的反腐风暴，中共年轻一代的基层公务员发现周遭的政治生态与人事都在改变，置身体制内，公务员需要接受的舆论监督和“清规戒律”似乎比在私企更多，同时，中国的经济进一步转型和行政体制改革更注重推进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对中青年干部又产生了新的压力，有评论称，体制内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下一步职业走向和仕途规划。
江苏省南京市举行反腐倡廉
中国公务员“出走”并非个别现象，体制内外的综合因素诱发中青年干部离职，甚至有达到30年工龄的老官员要求提前退休，但由于离职者不太愿意向外透露辞职的真实原因，所以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中国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年轻人更多自我阐述的机会，影响一批有独立想法、年富力强的公务员离开体制，在经济进一步转型时，投身参与市场经济中。
其次，“八项规定”和反腐确实影响了公务员的生活。有评论称，人是希望自由的，尽管一部分公务员涉及贪腐，但更多人（基层公务员）是担心“八项规定”对他们的生活和收入产生影响，希望追求更自由的生活。
官场出现的买官卖官现象，说明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出了问题，这个机制在透明度，官阶与能力匹配上尚缺乏科学的体系。
基层公务员一般需5年才晋升为主任科员（科级），但升到正副处级“就是一道坎”，没有固定时间表，有些地方还要考试答辩选拔，硕士毕业生工作了超过十年，才升为副处长的个案也不罕见；而再从处级往上升厅局级干部，更是“挤独木桥”。
一名前公务员引述体制内流传的顺口溜：“年龄是个宝，学历少不了，关系最重要”。意思是说，35岁还没有到科级，基本就是原地踏步没戏唱了；如果到了50多岁还是处级而部门里头又有年轻有为的下属，多数是转轨当巡视员，腾出位子给年轻下属。
现有的公务员体制缺乏双向流动，缺少政府机构公开向社会招聘人才，官员转轨到非公企业的机制。基本上，公务员出走就等同于“挥别体制”，除非是上升到了一定官阶才转轨到国企，否则难有机会“回流”。
官员必须晋升到一定级别，才有机会转到国企，例如，副部级以上干部可以转向中央国企；如果是在地方省市，则是厅局级干部可以流转地方国企，普通官员未必有这个机会。
若非如此，社会人士想进公务员体系都非常困难，在职官员“出走”想再回来，或是私企高管想报效国家投身公务员行列，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才体制建设相对封闭，行政体系内的专业技术官员少，这就造成监管层缺少一线经验的人才。在职的监管人员，在应对各种情况和市场反应时，受限于自身经验与知识结构，要妥善处理问题也可能心有而力不足。
曾指出，最新的八项规定
相强调了监督机制的作用。对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时间以外的私人生活领域强化监督。
该意见提出要监视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休闲圈，以及要盯住重要事项、重点场所、重点时段。
除了对以往中共官场出现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娱乐、公车私用等违规违纪现象提出要重点监察外，是否拉帮结派和借联谊会、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活动搞“小圈子”，或搞官商勾结“傍大款”也被列入了监察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该意见还提出要了解掌握领导干部的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情况。要求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与领导干部家属特别是配偶的联系沟通。
近年来，中共官场上不断出现腐败官员被家人举报的案例。今年7月23日宁晋县公安局政委路小利被其女举报，称其涉嫌通奸、重婚、经商等问题。对此，新华社发文称若女儿举报父亲成功，客观上会阻止腐败的蔓延，但这样的举动算不上是“大义灭亲”，因为在举报之前，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亲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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