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籍中共党员李敦白在口述历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一书中说，“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李先念手下有一个姓安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贸促会工作），守着汉水的一个小港口收税，收谁的税？收日本人的税。日本人来往武汉运送军火、粮食、物资得经过这个港口，双方有一个默契，你交税，我就让你通过，你不交税，我的游击队就打你。”
李先念出身乡村木匠，最后官至中国国家主席
王震跟我讲过他的身世。他小的时候，在铁路上的一个英国人家里当过佣人，整天干粗活，他恨透了这个英国人，有一天打死了主人家的爱犬，跑出去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排外主义特别严重，痛恨所有外国人，申请加入青年团时，因此而未被接受。不过，他说，后来他的觉悟提高了，不盲目排外了，也接受了我这个外国朋友。王震是个热情似火、对朋友赤胆忠心的人，一直到最后，他都对我特别亲热。
善于打仗的李先念
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就多次听说过李先念的名字，说这个人善于打仗，头脑灵活，日本人和国民党都难以对付。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李先念手下有一个姓安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贸促会工作），守着汉水的一个小港口收税，收谁的税？收日本人的税。日本人来往武汉运送军火、粮食、物资得经过这个港口，双方有一个默契，你交税，我就让你通过，你不交税，我的游击队就打你。非常巧妙，也很实事求是，因为新四军要生存，也不可能一下子打下武汉，那就先让日本人交税吧。
我到宣化店那天，他们正在开纪念“四八烈士”的追悼会。木头搭起的台上坐着几个人，我知道李先念一定在台上，心里猜想，哪一个是李先念？轮到他讲话时，坐在最右边那个我认为最不可能是李先念的人站了起来。与随时精力充沛的周恩来相反，李先念总是显得很疲倦。他长得很瘦，说话慢呑呑的，话也不多，但很精辟，而且幽默。我在宣化店工作的那段时间，中原解放区的人都对我特别好。王震不用说了，这是个非常直爽的人，他要拿你当朋友，就什么话都跟你说。李先念也待我很好，他请我到司令部做客，我可以随时进出，警卫员也不拦我，我多次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李先念当时是中原军区司令员，他原是新四军五师师长，所以人们大多叫他李师长，我也这么叫，一直到最后都叫他“李师长”。
我在湖北见过李先念的木匠师傅，他说，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做木匠的材料，好像还挺可惜似的。
李先念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他反应很快，讲话风趣。我在宣化店时，他们曾接待一个记者团。有个国民党报纸的记者问：你们说服从中央的领导，那为什么不交税？李先念接口道：你们的报纸口口声声称我李匪先念，既然是匪，交什么税？
我印象更深的是李先念跟学生的一次讲话。宣化店有一个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学生们都是从大城市来的，我曾经到学校给学生讲过话。他们只有一些中央文件，没有课本，我问他们是怎么上课的，学生们说，他们就是用自己的嘴、耳朵、眼睛学习，问老乡当地的情况，收集材料，讨论分析，根据实际需要给乡亲们提供帮助。我参加了一次大会，李师长跟学生们讲如何准备突围。他说国民党一定要消灭我们，他们一进攻，我们就要突围。突围成功的关键是轻装，要跑得快，非急需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带，包括书籍，书是最沉的。学生代表站起来说：李师长，我们不能不带书，书是我们的马列啊。李先念就说：突围的时候，跑路跑得快就是马列。后来我常回想起这句话，当年的共产党领袖，思想多么灵活！
第三十二调停小组的美方代表，何柱坚之后换成了另一个美国上校，这个人实际上是比较露骨地同情国民党的。他离开的时候，李先念请他吃饭，我给他们当的翻译。李送了一把从日军缴获的很高级的手枪给美国上校，他如获至宝。随后，李转达了毛主席的话，希望他带给美国方面。毛主席说，共产党将在五年之内掌握全国政权，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希望与美国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已经打了一百年仗，把一切都毁坏了，一切都需要重新建设。建设需要贷款，根据我们的估计，到时只有美国有能力给我们贷款。我们付得起正常的利息。第二，我们在掌权之后，不能仅仅依靠苏联。苏联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我们是同志，但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愿意与苏联、与美国、与西方同时交往。如果说第一点比较平常的话，第二点真使我十分震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共与苏共有所不同，而且不忌讳说出来。后来我在张家口听蔡树藩将军对美国领事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可见是党内的统一政策。此时，中共对美国释放友好信号非常明确，忽视这个信号铸成了美国的大错。
中原突围时，三十二小组的美方代表是白罗素中校，不清楚中间是否还换过人。
再次见到李先念是在延安。大概1947年初，有一天我去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对面过来一个人，一看，正是李先念。我不知道他已经到延安了。我们看到对方，两个人都跑起来，非常亲热地握手。他对我说，你帮了我们大忙，你当时说的话，我们有些同志不信，但我信，事实证明你说得对。后来，我到李先念家里（好像是在南坪）参加他和杨新的婚礼。在宣化店时他并没有介绍他当时的妻子尚晓平，不过从张家口到延安的路上，我和尚曾经同行。
我们在延安见过几次面，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新四军的朋友。
再见面，就已经是50年代的北京了，李先念当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我们有时去给他拜年。
李敦白《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徐秀丽/著，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以一颗赤子之心，抱着改造旧世界，建立公平合理新世界的美好理想，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我党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他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亲眼目睹很多高层发生的事情，叙述中他披露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大量细节，弥为珍贵。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历史的华章与疯狂，发人深省。而李敦白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赎与疗治，于中国读者则深具启发价值。李敦白称他的妻子王玉琳是上天下来的天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与妻子重回美国创业，生活美满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仍然一往情深。
本书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编写严谨、规范的口述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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