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刊登题为“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文章，引发往外界的猜想和议论。文章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这种‘茶凉’是一种常态，应辩证看待、正确对待。对领导干部来说，从岗位上退下来，不再负责那份工作，自然也就没有那份权力与责任，应及时调整心态，适应人生转变，以免陷入无穷烦恼。对于组织而言，应立好规矩，把尊重感情与明确职责区别开来，杜绝说情之风、挡住干预之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文章的言外之意是应该把禁止“老人干政”确立为执政党的“政治规矩”，使其成为一种政治“新常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历经十年文革的浩劫，百业待兴，亟需一大批能干事的干部，在文革期间一大批身处重要领导岗位的干部遭到了不应该有的批判或者靠边站，比如邓小平因为天安门“四五事件”第三次被“打倒”，被撤销一切职务，回家赋闲。
邓小平复出后，启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为那些在文革中遭错误对待的老干部进行“平反”，中共中央不断为一些重大的政治案件平反，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刘志丹案、文革中受迫害的中共领导人等平反。据统计自1978年以来，大陆共平反300多万起案件。此后，很多领导人又重新恢复领导岗位，比如习仲勋、薄一波等在文革期间长期靠边站的老干部又重新回归“一线”。当时干部“老龄化”严重，“在中管干部中，60岁以上的占50.55%，其中65岁以上的占26.7%，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
但是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并没有长期恋战，而是从中共的长远考虑，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用人方针。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新时期选用干部的基本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此外，邓小平和陈云还安排改革开放后复出的老干部逐渐给年轻一代腾位置，于是想出了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即从1982年开始成立中顾委，把那些年纪大的老干部“安置”进去，让他们既把一线位置腾出来，又使他们对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影响力。经过十年的时间，终于“消化”完因为文革被耽误的老干部们，中顾委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民间有中共八老的说法，中共八老被认为是当时事实上拥有决定权的群体，里面尤其是邓小平和陈云享有很大的权威，按照邓小平秘书的说法是“邓小平有决定权，陈云有否决权”。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的存在对于稳定局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2年，中共平稳完成了十六大的人事交接，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中共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十八大上再次完成了新旧领导人的成功换届，新的领导人上任后展现了完全不一样的抱负和雄心，提出了“中国梦”、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尤其是开启反腐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收获大量人心。十八大以来已经有上百只老虎先后落马，其中包括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正国级和副国级的大老虎，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近两年来，已经在一些关键领域做出了不小的改变或突破。
基于此，新的领导人有着自己的施政理念和抱负，也已经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因此只要不是有太过离谱或者离经叛道的表现，又或是搞得民不聊生，已经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就不应该继续指手划脚，对于现在的领导人说三道四，阻挠其正常施政。
经过最近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力日渐强盛，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三十年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2012年 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蓝图，列出了60大项180小项改革事项，这次改革堪比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所带给中国的巨变，如果全部得到贯彻落实的话，势必会使中国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是次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被多维评价为“第五个现代化”目标。
去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法治成为中共和全社会追求的目标。法治是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按照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一个国家和政权的合法性有三个来源，分为传统型（已经确立的习俗和习惯，常见案例有世袭君主）、个人魅力型（个人的威望、资历，常见案例有革命领袖）、法理型（主要指现代官僚制）。
法理型的政权无疑合法性最为充分，也是中共和中国政府所努力的目标，而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其合法性来源除了通过革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之外，更多地是依靠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个人的魅力，可以归为个人魅力型，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合法性来源，也不能长久的支撑下去，因为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上台的领导人都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因此要想长久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就要通过法律或者制度建设，通过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得到合法性。这也就需要老人干政退出历史舞台，老人干政不符合法理型政权的要求，也不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
现在的退休领导人应该像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那样，带头做出表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就应带头遵守现任领导人制定的“规矩”。在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懂得在合适的时候功成身退，给外界留下“我不在江湖，江湖却在处处有我的传说”的美誉，成为一位留下正面政治遗产，受人尊敬的政治家。这么做才是对自己负责，对人民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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