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料，一篇不动声色，且没有点名道姓的文章再度让舆论燥热起来。虽然是《人民日报》理论版不显眼的一篇署名文章，但人们显然读出了不少话外音，该文言辞尚属内敛，然透过纸背，作者戟指怒骂之态依稀可见，及至《新京报》发文相挺，数了数守规矩，安分退休的中共老人，然而江湖之中谁为贵，点名与未点之间已然有十足态度，其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侠客岛”大谈中共的老领导退休规矩如何建立，更是此一声彼一声，相互做了照应。
应当客观看待老人政治的两面性
在谈论如何看待“人走茶凉”的背后，事实上仍然是对于中国特色的的“老人政治”作出了思考。应当明确的是，“老人政治”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新鲜概念，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世袭制，何尝不是一种“老人政治”，历来的“顾命摄政”、“垂帘听政”等政治设计，不也是老人治国吗？
既然是个旧物，那么在今天屡屡言及“老人政治”，并且每说每新的原因何在？以中顾委为例，作为中共“老人政治”的某种肇端和具体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历史转折的年代里，顺时应势而生的中顾委虽然是一个临时机构，但在其存在的十年中，保证了中国的政治传统、基本方针等在新老交接中没有歪曲或变形，而最后如约撤销，也直接促进了领导人退休制度的形成。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政治”的两面性开始显现，尤其近二十年来，其负面作用被人为地放大，以至于成为“老人干政”，备受诟病。
看来要反对的不是“老人政治”，而是要反对披着这件外衣别有所图的人。在探讨“老人政治”之前，有必要搞清楚其产生的土壤。
其一，中国素来有敬老尊老的传统，老人经验多、资历深，自然有许多年轻人可讨教、可学习的地方，于人性上对于老一辈的尊敬投射到政治上，自然便是对老人的服从。
其二，“老人政治”从来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以老人为核心为符号的群体行为，某个特定的老人或许未必对干涉朝政感兴趣，然而其家属或旧部等基于种种利益诉求，以老人的影响力为自己谋私。
其三，在位者贪权、恋权，对权力形成病态的控制欲，至而广布党羽，树立山头，退位后仍然借助余威呼风唤雨，干扰正常的更迭秩序。
其四，中国社会的权力观普遍还没有达到能够科学看待的地步。大多数人依然把权力看做是个别人的附属品，不是权力赋予人，而是人产生权力，依照西方著名学者的理论，多数中国人的权力观并未达到法理型，而是依旧停留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使得对权力的欣羡变为对人的崇拜，已退之人弄权恋栈成为可能。
自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一直是中共领袖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其晚年中国发生的诸多乱象，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老人政治”因素，此为“老人”之负；然而却也同样是一群政治老人，开创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引入了活水，中顾委的设立则更是对“老人政治”的良性改革，向来奉行集体领导的中共用中顾委这样一个集体性的“老人”为摸索期的国家保驾护航，此为“老人”之正。
再拿中顾委来看，许多老人们退下来之后，仍然用自己的方式发挥余热：刘华清在十四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汪道涵于十四大召开前一年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在其任上推动了两岸之间的互通；萧克在中顾委常委任上参与发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刊物定名为《炎黄春秋》，4名顾问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全部是原中顾委委员，不久前去世的张劲夫亦曾在该刊多次撰文忆往谈今。
任何一种现象要想客观评价，必不能片面的为之定位，“老人政治”亦是如此。
作为一个退下去的政治老人，有了权威、有了亲信，是否就不应该过多地评价现任政府，是否就该完全地闭嘴，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任何人，不管是位列庙堂还是身居草野，都可以评价时政，不能简单的用影响力的大小给发言权划线，只有用曾经的权力，或者是用剩下的“威望”来借题发挥，具针对性地就具体问题发挥影响力、进行干涉，这就是干政。反对“老人政治”，是要反对其中的干预和干涉，意见和建议当然要听，而且要虚心接受，此二者间的区别应当仔细分清。
如是，讨论“老人政治”的初衷和目的应该是针对某些不正当的逾矩现象，而不是对“老人”的无差别打击。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固然不能允许扰乱秩序的干政，但给些建议总是有利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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