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主导的历史教科书中，在交代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清剿共产党时，把自己完全放到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声讨蒋介石背信弃义，叛变革命，而对其中某些重要史实刻意回避。
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黄埔军校
国共双方在1924年的联合完全出自苏联的一手安排。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夺权以后，到1922年击败国内白军建立苏联，成为世界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但因为其信奉共产主义，搞输出革命，号召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被西方列强视为蛇蝎，在外交上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苏联在此背景下，把外交的视野转向东方的中国。苏联先找到当时势力最强的军阀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可惜吴佩孚早和英美列强有勾结，不可能和苏联合作。张作霖则和日本人勾结很久，也不可能和苏联合作。最后，苏联向孙中山的广州国民政府伸出了橄榄枝，而此时，在1922年6月与陈炯明反目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步入了最低潮，当时孙中山仅仅依靠军阀控制广东省一小部，力量非常衰弱，和北洋军阀的实力简直是天壤之别。当时国民政府控制区的粤、桂、滇等军阀，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事实上仍占据防区，把持财政来捞钱，只是借用孙中山的名义搞实际的割据而已。广州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仅仅局限于广州市附近几个区县。
在经历多次失败以后，孙中山和毛泽东一样，开始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认定必须组织一支自己的军队。但在落后且战乱的中国，想成立一支军队谈何容易，一定要有强大的外援才可以。而当时英美等西方列强多和北洋政府各派系军阀有勾结，北洋军阀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让列强在华都保持了特殊权益。所有列强不愿意中国统一强大，因为如果这样，中国必然废除特权和不平等条约，损害列强自己的利益。
苏联的友好表示让此时处于绝境的孙中山欣喜若狂，孙中山知道，要实现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的目标，除了和苏联合作，再没有其他路线可选了。
孙中山最终力排党内众议，宣布和苏联，中共合作的，所谓联俄容共政策。所谓联俄主要是为了苏联的援助，容共则是苏联向孙中山提出的交换条件，要国民党在发展的同时容纳中共一起发展，利用现有资源和中共一起发展壮大。
1921年8月，孙中山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苏联方面大喜过望。1921年12月，苏俄代表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进行会谈，中苏双方开始正式接触。
1923年1月，苏俄政府派出外交大使中国特使越飞来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他们经过数次商谈，孙中山同意接受苏联援助，同意容纳中共在自己队伍里发展。越飞承诺将外蒙古还给中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承诺绝不支持中共在中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由此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确立。苏俄政府复电，表示苏俄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主要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在国民党确立联苏路线后，苏联马上派出包括大名鼎鼎的加伦将军在内30名能力极强的军官来中国，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之后增加到上百人。1924年到1925年苏联支援援助黄埔军校300万卢布巨款（大约等于270万银元），同年苏联还援助了国民党军队大量军火，其中1924年10月第一批就援助俄式步枪8000支，每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大炮，机枪等装备。到了12月又提供大量机枪，火炮，9架飞机，另外还有数百万发弹药。次年加大援助规模，仅一次就援助国民政府50多万卢布的军火。
与此同时，中共党员开始以个人身份大量加入国民党，同时也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4年国民党一大中，国民党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3人，17名候补委员中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7人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开始在国民党内迅速扩展势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去世，之后蒋介石开始掌管国民党的军权，而原来孙中山的副手廖仲恺，汪精卫则控制政治大权。蒋一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完成军队的建立，一方面也不愿意中共继续发展壮大，更不满意苏联顾问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核心人物，也是最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的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廖身中四枪身亡，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暗杀行动。目前认为刺杀的幕后人物就是国民党右派领袖之一胡汉民。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这个事件现在有多种说法，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以共产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试图绑架他去苏联为由，出动军队包围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押了周恩来等共产党员。此时中共羽翼未丰，不愿意跟国民党翻脸，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袖陈独秀被迫退让。
中山舰事件之后的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当时被指为中山舰事变幕后黑手的汪精卫也被迫宣布下野出国，国民党亲共的左派势力被严重打击。
但是中共在地方势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省一级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国民党组织中，共产党人仍占据着多数领导地位。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几乎还是在共产党人的主导之下。不少地方在国民党内负责的共产党员，甚至为了抵制蒋介石，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指挥，不与国民党上级党部发生关系，不经过国民党的组织手续直接按照中共的策略方针行事。即使是中共中央，也习惯成自然地在自己的文件中径行要求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如何如何，并具体指示行动的要点。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担任北伐总司令并且誓师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的北洋军阀军队，中共作为北伐的参与者，随北伐军前进，一路上进行的规模庞大工农运动，其势头之猛烈，是国民政府始料不及的。
早在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江西的时候，11月2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对中共土地革命不彻底就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中共采取更激烈的革命行动。具体为：“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中共代表谭平山也表示北伐是农民革命的契机，会后便采取共产革命与国民革命上的双重支持策略，换句话说，就是在北伐的同时，开始共产主义的革命。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委员八十名中，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的亲共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及其秘书，共产党员占一半以上。而基层共产党员和亲共的国民党分子更多。此时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认为，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全权把持。
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参加人数高达20多万。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罢工，把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资本家张皇失措，一部分外逃，一部分歇业，很快大城市就出现“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局面，工人运动所到之处，商店关门，工厂倒闭，经济一片萧条。到1927年1月中旬，物价较武汉占领之日，平均上涨约七成。
中共跟随国军北伐，一路上蓬勃组织农民协会，土地委员会，并且将其武装。1926年底，仅仅湖南已有70多个县建立农民协会，有组织的农民发展到50余万人。另一种说法，在1927年初，湖南湖北91个县农会发动的农民高达150万人。由此，农民革命武装所谓的赤卫队开始产生，成为忠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开始大量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一些地主和豪绅，获得农民的很大支持。北伐军中数量众多的湘军的很多亲友家人也深受土改之害，仅常德一地，土豪劣绅被枪决者就达18人，被游斗者134人，被关押者7人，被罚款罚粮者118人，被以其他形式斗争者39人，占到当地地主总数的82%。加上农民运动逐步走向激化，大部分北伐军士兵寄回家里的军饷，也被农会以军阀收入收缴。当时经历者回忆：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军饷等过度行为。
当时北伐军中颇多湖南籍，诸如北伐八个军中的第二军，基本全部是湖南籍士兵。由此相当一部分官兵群情激奋。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许多军官的土地财产乃至家属受到侵犯不算，不少地方竟然连士兵们寄回家的那点儿养家糊口的钱都要截扣没收。官兵深感无法忍受，要和共产党算账。
与此同时，苏联和中共也在活动。苏联顾问鲍罗廷感觉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处处与其作对。所以，鲍罗廷授意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以“干预政治、无视党权、右倾”为由，对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提出批评。在蒋介石不买账的时候，3月10日他们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通过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发布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突然免除蒋中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蒋随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国民党北伐军总参议钮永建、周恩来和工运领袖顾顺章等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行动。在和张宗昌的鲁军少量残部交火中，工人武装以数百人的伤亡下，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他们建立起一支全副武装的2700人工人武装纠察队，准备宣布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但实际上鲁军基本已经崩溃，工人没有遭遇大规模作战。一时工人运动高涨，数十万工人上街游行庆祝，完全一副苏联十月革命的势头。
3月22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得知南京已经被攻陷以后，残余鲁系军队全部向北伐军投降。此时白崇禧和李宗仁都觉得，共产党在上海搞得天翻地覆，工会气焰冲天，有数千工人武装和数十万支持者，根本不把国民政府和北伐军放在眼里，是明显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表现。现在工会拥有自己的工人武装，又有大量支持者和苏联的军事援助，不加控制很快就会发展为燎原之势。加上在农村搞土改，妄图一夜之间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度。在北伐军事作战期间，己方攻占的地盘还没来得及消化，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仍然保有七八十万部队，此时北伐军后方就这样闹得天翻地覆，被中共控制，还建立自己武装，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3月25日，上海的白崇禧下令：工人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周恩来等人表示拒不执行，在3月29日请示苏联，准备武装对抗北伐军。苏联则从自身在华利益出发表示暂时不应该武装对抗，还要工人纠察队暂时藏起武器，陈独秀作为当时中共的领袖传达了苏联的命令，结果成为替罪羊，之后被撤销全部职务。
此时，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一致认为：着手清共已经是事不宜迟，现在动手将其消灭，比将来等中共羽翼丰满再消灭要容易的多。4月6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联系上海黑社会青帮头目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让他们出面，在明处对抗工会。
于是4月12日蒋介石发功了清党事件。黑社会青帮分子四处出击，攻击工人纠察队。北伐军驻军随即以工人内讧，自相残杀危害治安为由，对工人纠察队进行强行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根据命令交出武器，一部分拒绝缴械拼死抵抗，很快被击败。
此时从苏联借道归国后，在武汉任职的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宣布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满，他们宣布了蒋介石十二项罪名，将其再次开除出党并且下令通缉。他们于4月18日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历史上成为宁汉分裂。
同时，在鲍罗廷的催促下，武汉国民政府出兵两路，分别由唐生智和张发奎指挥，共六个军，宣布东征讨蒋。当时北伐军领袖之一的大将李宗仁亲赴汪精卫处调节，以国家大义和先北伐后争论的道理说服了汪精卫。汪随即下令取消了军事行动，北伐军免于内斗。
对此，苏联政府严重不满，开始怀疑汪精卫。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汪精卫传达苏联方面的五点意图，要求汪精卫扩大武汉政府中共产党员的数量，继续支持开展土地革命，依靠2万共产党和5万湖北湖南民众建立共产党武装，组织特别法庭处理逮捕国民党右派。汪精卫听到这五点以后，几乎当场就惊呆了。他认为这种条件下，国民党肯定会灭亡，自己根本无法办到。不过汪感觉武汉政府立足未稳，要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抗，不能缺少苏联这个外援。他对这个要求没有做出正面答复，还要求苏联支付1500卢布贷款，苏联表示可以先提供200万。
7月13日，苏联向代表鲍罗廷和中共发出秘密电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34号记录》，让中共武汉武装伺机夺取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权。随即中共中央迅速进行改组，解除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另外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张发奎的军队中组织军事暴动，在湘、鄂、赣、粤几省组织秋收起义。该密令被汪精卫的特工截获。
一向亲共的汪精卫震怒之下在7月15日掉转口径，他将罗易在6月5日给他的五点要求向国民党左派公布，顿时一片哗然。汪精卫自己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因此，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
国民党左派二号人物，孙中山儿子孙科也勃然大怒：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
其在武汉的政府宣布和平分公，和苏联中共决裂，但是不杀不抓，以和平方式驱逐包括鲍罗廷在内的所有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至此国共彻底分裂，双方由一个战壕的战友转变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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