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气焰嚣张的日军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兵锋直逼华中重镇武汉。为了延迟敌军进攻速度，国民政府忍痛实施了“花园口决堤”，希图以水代兵。然而，面对着浩浩浊流，最先被夺走的是数百万中国民众的家园，甚至，还有众多鲜活的生命……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作者拉纳·米特。
被洪水困住的日军装甲车
逼面而来的日军
1938年6月7日，美国驻武汉大使馆的第一秘书报告称，日军已经夺取了武汉北面450公里以外的开封市。
然而，就在日军打击蒋介石的指挥中心之前，它需要先攻下郑州，因为有两条主要的铁路线横穿该市，即东西向的陇海线和南北向的平汉线。如果日军夺取了郑州，那么武汉和西安就将先后暴露于危险中。日军从台儿庄大败中恢复过来后，于1938年5月底深入中原，而其据点距离郑州仅40公里。
截至1938年春季，中国守军已经濒临绝望。1938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在武汉的临时使馆内写道：“我不认为国民党可以守住武汉。”但在向华盛顿报告时，他还是赞扬了蒋介石的策略。他称，掌控以北平、南京和武汉为三角的广阔领土，将令日军备感压力。约翰逊召集了包括美国军事观察员弗兰克·多恩在内的专家组，以“日军想缓解此压力，是否需要夺取武汉”为主题进行探讨。
另外，约翰逊注意到，如果武汉失守，那么国民党就只能集中力量镇守华南，而华北将拱手让给日本人和共产党。对蒋介石来说，武汉失守还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打击，因为流入该市的关税收益将不会再进入国民政府的口袋。
而且，武汉还是蒋介石手下最大的工业中心，但约翰逊强调：“中国人打算将日本人夺取武汉的代价变得尽可能高。”最后，他还加上一剂强心针：“我们的结论是，尽管武汉失守的后果很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抗战将全面失败。”他认为，日本人企图通过夺取武汉来结束侵华战争；但对中国人来说，这仅仅标志着一个战争阶段的尾声。
美国对于1938年夏天战事的后续报道显示出，在衡量中国抗战的严肃性方面，武汉守卫战非常重要。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的外交官约翰·卡特·范宣德敏锐地指出：“现在主要取决于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念，以及继续进行有效抵抗的能力。”范宣德向亨培克强调说：“我相信，我认为你也同意，中国赢得抗战不仅对中国，对我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范宣德承认，美国不应该在此时直接干涉战局，但他也催促亨培克考虑对华进行经济援助，以及对日本进行贸易限制。
千年一叹花园口
利用黄河作为军事武器的想法并非是第一次。1935年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就曾建议，作为一份更深入的军事普查的一部分，“黄河是最后一道防线，增加其防御力量……将有益无害”，但以黄河为武器却并非这个德国人的建议。在1938年的危急关头，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向蒋介石提出“要以水代兵”，他之前曾飞往郑州并意识到军事打击已无法赶走日军。他们面临的抉择很明显：要么让日军在数日内攻占武汉，要么放出无情的黄河这一残酷武器来暂时阻止它。
比蒋介石仁慈的领导人不会面临如此艰难的抉择：他们会直接弃用堤坝，让日本人攻占武汉。但蒋介石深知，如果不推倒堤坝，武汉将在数日内失守，而国民政府也无法及时移都重庆，它有可能会被迫投降。到时候，几乎整个中国都会沦陷。1940年6月法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向德军投降或许就是与此最为相似的情形了。和法国一样，蒋介石在祖国面临着史上最可怕的入侵时做出了如此决定，而且中国军队比法国军队更加弱小，也远不及后者训练有素。是否摧毁黄河堤坝的两难选择实在是绝境下的产物。
蒋介石做出了他的决定。他命令魏汝霖将军炸毁河南中部的黄河堤坝。这一举动的后果毫无疑问：洪水将淹没中原大部分地区，周遭沦为一片混杂着淤泥的汪洋，日军的进攻将因此而被迫停下。然而，要让这一悲剧实施成功，还必须迅速行动。此外，国民政府还不能事先通知公众，以免惊扰日军，加速其进攻。
时任第八师参谋的熊先煜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段非常时期。日军已经兵临黄河北岸，此前中国军队炸毁了河上的铁路桥，因而日军的渡河行动受阻。下一步计划就是毁掉堤坝：如果该地沦为一片沼泽，那么日军甚至连重建桥梁都变得毫无可能。
理论上看，炸毁堤坝似乎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并非如此。要控制住黄河这样庞大的水系需要非常可靠的工程作业，况且堤坝还十分厚实和坚固。1938年6月4日和6日，军队首先在小镇赵口尝试进行炸毁，但那里的堤坝结构过于稳固。随后在该地附近又进行了一次尝试，仍以失败告终。在这些尝试过程中，日军逐渐逼近。
师长蒋在珍就决口位置询问熊先煜的看法。“以地形而论，”熊先煜写道，“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但是马渡口离赵口太近，而在赵口的尝试已经失败。另外还有一个危险，即日军可能很快就会到达该地。而花园口则离赵口要远一些，而且还处于河湾处。熊先煜写道：“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一开始，士兵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只是一般的军事工程作业。用熊先煜的话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兴奋”的任务。1938年6月6日晚间，熊先煜和魏汝霖第一次视察了决堤位置。周围的环境制造了一种宁静的假象。“微风拂拂，”熊先煜回忆道，“河水潺潺。”但是水位很难测量，月色昏暗，手电筒内的灯泡也烧坏了，都帮不上什么忙。他们整晚都待在车中，希望能够在黎明之前尽快确定决堤位置。
但白天的到来似乎让士兵们明白了他们即将要做的事情，因此他们变得越发焦虑。第二团团长王松梅告知士兵们，此计划关乎国家和民族之利益，可以减轻百姓们现在所受的苦难。
他接着补充说道：“今后，你们会找到贤惠的妻子，有很多的孩子。”王松梅说这些话是为了打消士兵们关于此举在政治必要性上的疑虑，也让他们相信自己不会遭报应。因为以中国传统思想来看，他们即将犯下巨大的恶行，会招致断子绝孙的报应。
魏汝霖将军也确定了花园口就是最合适的位置。从6月8日起，炸毁花园口行动开始，大约有2000人参与其中。国民政府也急于确保该项任务迅速完成。“最高当局”不断从武汉打来电话询问进度，这“最高当局”指的当然是蒋介石及其左右手。
此外，国民党还派歌舞表演者前来为士兵们打气。上将商震向士兵们宣布，如果他们能在6月8日午夜就使堤坝决口，每人将获得2000元报酬。如果次日凌晨6点才完工，那他们还能领到1000元。士兵们需要鼓励，因为他们都是在徒手作业。在赵口炸毁堤坝失败后，魏汝霖的军队就不再使用“一丁点儿炸药”，所有这些令人筋疲力尽的开凿工作都将由人工完成，代价是支付每位参与行动者2000元报酬。短短几小时后，堤坝就决口了。
6月9日清晨，熊先煜记录道，他的心情忽然转变，气氛也变得紧张而严峻。一开始，水流还很小，但大约到了下午1点，水流开始变得“凶猛”，犹如“万马奔腾”。遥望远处，熊先煜感到眼前出现了一片汪洋。他记录道：“我很心痛。”河水咆哮着冲开了决堤口。很快，这条数百英尺宽的致命水流，将大约四分之三的河水往东南方向，全部倒灌在中部平原之上。
“我们以此来阻止敌军，”熊先煜陷入沉思，“所以我们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牺牲，因为此举是为了更伟大的胜利。”但当他和士兵开始交谈时，他们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50万条人命
军队奉命摧毁铁路桥和堤坝，但最终却导致“政府和全中国同胞”要去救济那无数被洪水摧毁了房屋和财产的难民。实际上，前一天夜里，蒋在珍就曾致电当局，请求援助那些将会因为洪水而流离失所的当地百姓。魏汝霖、熊先煜及其部队乘坐木船成功地逃离了该地，但是正面遭遇洪峰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白修德几天后即报道了这次灾难：
上周，“失控的”黄河造成的洪灾不仅改变了河道，也改变了抗日战争的走向。开封附近严重的决堤形成了一堵高逾1.5米的水墙，倾泻在逾129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造成死伤无数。而在黄河决堤之后，因为疾病、饥荒而丧命的人比直接被洪水淹死的还要多。河里的污物堆积在农田上，深及脚踝，滋生着各种细菌，完全覆盖了农作物。在上周，2000多个村落中约50万农民被迫转移到任何他们能找到的干地，在那里等待救援或是死亡。
蒋介石政府对自己的国民犯下了最严重的暴行之一。蒋介石也清楚公众宣传会对政府的名声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打算转移公众的责难，声称堤坝确实被毁，但罪魁祸首却是日军的空袭。而日军矢口否认曾经轰炸过堤坝。白修德的报道反映出大部分外国人对此事的直接反应；在听闻徐州会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之后，他们已经不愿意，哪怕是暂时相信日本人的话了。
更何况，在黄河淹没中原之际，日军对南方的广州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导致成千上万人的伤亡。对白修德来说，日本关于“中国应对黄河决堤负责而非日本”的辩驳似乎不可思议：“外国观察家们认为，这些指控是很荒谬的。因为中国不可能为了阻挡日军前进而牺牲掉50万条人命，这样做换来的只会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另外，毁堤是最黑暗的罪行，很难想象中国军队会为了战术上的一定利益而去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这确实是中国军队做的事。
战争期间，国民党从未承认是它摧毁了堤坝，而非日本人。但是真相很快就尽人皆知。仅仅一个月后，在7月19日，美国大使约翰逊就在私人通信里写道：“中国靠摧毁黄河堤坝阻挡了日军进攻郑州的脚步。”最终，中原大约有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如果日军承认了该行动，那么此举将会被记录为其侵华战争中的第一大暴行，它在受难群众数量方面更甚于南京大屠杀和重庆空袭。在战争造成的混乱和灾难期间，人们很难统计出准确的死亡人数，但是1948年国民政府内部留下的数据部分地显示出了这次伤亡的惨重。河南、安徽和江苏这三个受灾省份的死亡人数是844,489人，还有约480万人沦为难民。最近的研究把数字降低了，但仍然估计有大约50万人死亡，以及约300万至500万的难民。相反，1939年5月日军空袭重庆造成的死亡人数仅为数千人。
熊先煜在他的日记中认为，黄河决堤是为了更伟大的胜利而做出的牺牲。某些日本人也认为，该战略在短期上来看算是成功的。美国驻武汉使馆的第一秘书报告称，洪水“完全阻止了日军进攻郑州的脚步”，并且避免了它依靠铁路拿下武汉的灾难性后果。相反，这位秘书预测，日军很可能会在长江北岸发动袭击。
黄河决堤的支持者们可以争论说，这一举措拯救了中原地区，以及蒋介石在武汉的军事总部，为那些后续行动多争取了五个月的时间。日军沿着陇海铁路沿线逼近武汉的计划也的确被阻止了。短期来看，洪水让国民党如愿以偿。但洪水只是为国民党赢得一次战略上的喘息，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即中国军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以及尽快改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决定毫无意义，因为它只是让不可避免的事情推迟了而已。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说法是正确的：没有任何战略利益值得让50万中国人民白白牺牲。尽管摧毁堤坝之事不可饶恕，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蒋介石的决定也有部分道理。我们现在可以回头审视国民党的行为，争论它不该死守武汉，或者摧毁堤坝。但在1938年的酷暑，蒋介石唯一的希望似乎就是尽可能地推迟日本占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时间，并在中国境内尽可能地创造最佳条件来进行长期抗战，同时让全世界聚焦于日军的暴行。以洪水争取到短暂的拖延本身就是该战略的一部分。在国民党挣扎的灵魂深处，冷酷和精明的本性暂时占了上风。尽管国民党最终将为这些罪行付出代价，但花园口决堤事件的确意味着中国抗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