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名政治元老的接连去世颇让世人感到惊讶。北京时间8月7日，官方发布消息称曾任政治局常委的尉健行于当日8时去世。这已是今年第八个去世的副国级以上高官。从1月14日起，先后有张万年、邓力群、乔石、成思危、万里和张劲夫，包括已落马的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去世。8个月时间内，有8名高官密集去世，这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也将“政治老人”的话题重新拉回到舆论场中。
民众缅怀万里
为什么他们被缅怀？
在这几位去世的中共元老中，尤其是乔石、万里、尉健行引起了媒体特殊的关注。因为观察这三人去世后网络舆情的反馈，通过官方评价和网络民意可以看出，这几位元老无论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是受到广泛的尊敬。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以万里为例，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1977年，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提出“清帮治皖”，支持和鼓励小岗村包产到户，并在全省推广，被人称为开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以至于当时民间有“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可以说，民间对于万里的怀念，源于对于中国继续推进革的渴求。
与万里相比，曾担任过政法委书记的乔石，因为曾与周永康“唱过反调”，因此在他逝世时官方和民间的怀念尤多。北京时间6月19日乔石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当天早晨4点46分，天安门广场第31次为中国领导人降旗。此外，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亦下半旗志哀。这是自1998年以来，首度为本国领导人逝世降半旗。
而在此之前6月14日乔石逝世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四大机构联名刊发长达逾2,033字的讣告，而在国内外舆论中，对乔石的正面追念和评价也铺天盖地。在6月15日，中共三大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均在头版报头下刊发新华社稿，“乔石同志逝世”与乔石头像显得十分醒目。此外，军方《解放军报》，地方的《北京日报》等等也都采取的相同的报道方式。
大陆《新京报》刊文《人们为什么怀念乔石》。这篇文章当然不会提及乔石的改革派身份，更不会指出乔石在六四事件上对学生的同情态度所带给境外华人舆论的好感，而是仅仅称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中国民主法治事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乔石历经外联、中枢、组织、政法、行政、立法、政法等部门，这在中共党内绝无仅有，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是从1985年到1998年，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乔石都是全国政法系统最高长官。在周永康乱政政法委的后期，乔石曾一度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媒体上，通过自己撰写的《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对当时的政法情况表达不满。在周永康这个“政法王”伏法的时候，老政法委书记乔石能够亲眼得见周永康下场，可谓冥冥中自有天意。
而尉健行在乔石去世后不久也告别人世，则更多了一种命运的难以捉摸之感。在十余年的中央工作经历中，无论是中组部还是中纪委，二人是上下级和搭档的关系。曾有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知情者说，无论是在中组部还是在中纪委，两人的工作作风、理念都十分相近，配合相当默契。尤其在党内惩治腐败和法治建设之上，他们也都中共党章所规定的严苛要求。例如他们对于对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些论述，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依法治国是国家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金科玉律”。陆媒网评，人们对乔石和尉健行的怀念，正是反映当下中国社会对民主与法治的现实诉求，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这些对于离世政治元老的怀念，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其背后都是由于这些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和国家建设年代的官员，身上还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质朴本色和理想主义。正是这一点才让他们即使在离开政坛多年之后，仍然得到缅怀。
政治家的理想
对于中共这个理论型政党而言，从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那条小船上举行中共一大开始，就确立了其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在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理想融入其执政过程中，政治理想就变成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而万里、乔石、尉健行等人恰恰是经历了那个年代，因此对于这种理想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
这种特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辈中共领导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直至今天，很多人，不只是左派，仍然愿意把毛泽东看成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不顾一切。曾有大陆民众在一篇追思毛泽东的文章中这样评价，“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特质并非独有，其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具有这种特质，毛泽东强化了这种特质。这种特质使得中共内部不断发生的政治清洗成为一种内在必须，这种特质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最终击败了组织涣散的国民党政权。可以说，毛泽东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他的理想主义特质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和道德力量，这是他致胜法宝”。
不过同样，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失去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的理想主义变成了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探索，从大炼钢铁到超英赶美，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这些探索缺乏分析和研究，后果自然是可悲的。不过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他们这一代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一条“人人大同”的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念。
但是在他们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胸怀这种理想主义信念的中共官员就越来越少，从而沦为政客甚至贪官。如何重新唤回这些政治理想，如何培养更多的年轻、有抱负的年轻政治家，重塑能够诞生怀有理想主义年轻政治家的官场文化和制度，也恰是习近平在十八大后掀起的“党建风暴”的核心目的。
当我们要剖析为何习近平今天要在党建问题上深根细作，全力耕耘的时候，就不能忽视他对于共产党理想主义者的风范的认同和追求。虽然在一些观点看来，任何一个在中国官场浸淫多年的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本真地保留着其原来的质朴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这中间仍不能忽略一个政治家当他站在一定高度时希望用手中权力去实现自己政治梦想的决心。正如同出身革命家庭的习近平，其出身背景和执政经历让他有了去重新塑造中共培育年轻政治家的的责任感、使命感，刮骨疗毒，不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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