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早前发布《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香港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被深圳超越，13年来首度沦为第二，惹来坊间担心香港只顾政争，忽视经济发展。近日香港有大型家私家电连锁店忽然结业，亦惹来香港营商环境恶化、竞争力下滑的揣测；再有香港报章以专题报导称大陆“一国一制”锐意发展，胜过香港“一国两制”，说明两制优势渐失，有被一制追过的危险。使还在争执两制如何落实的香港突然又面临一制的冲击。
香港近年竞争力下滑惹起关注
对香港经济发展无力的批评并非今日才有。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周波、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甚至在胡温时期就已经提醒香港要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注意经济转型及新定位。境内外传媒也对香港竞争力的下滑再三示警，这些当然绝非无的放矢。有报导称，回归18年来，香港经济实力未因两制优势进一步增强，反而陷入政治争拗，导致社会内耗不断，行政效率低，加上经济多年来靠食老本维持发展，缺乏创新。而随著不断发展，大陆菁英已渐掌握外语能力，亦具有国际经验及视野，毋须再依赖香港作为窗口走出去。
短视求快的理念作祟
然而，香港之所以存在经济结构单调、地价高企、产业空洞化等问题，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种下的果。人们在总结香港发展经验时，盲目地信奉地产主义，一切马上见成效为成功标准，人人追逐短期效应，以炒股思维来炒经济，结果患上经济偏食症，磨灭创业意愿，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和垄断力，增加了低收入阶层人数，扩大了贫富差距。要解决这些问题，香港必须清除在殖民地年代吸收的许多“成功经验”，提出新的发展和管治理念。在问题未解决前，香港经济实难破困。所以不能把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两制。不在自身找问题，而幻想以外科手术式的“换制”来解决深层问题，依然是短视和片面的。当年的亚洲“4小龙”，有的转型成功，并非靠换制，而是真正解决了发展理念和方向问题。
回顾邓小平当初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大陆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折衷的政治安排，背后就是考虑到香港实行一制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人心及社会承受力的问题。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敲定两制的具体内涵，有了它，才能稳定人心，才能使香港顺利回归，才能不因大陆城市发展而影响香港地位。因此在回归后，香港面对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如何真正贯彻两制，两制的积极意义怎样可以成为整个香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如果两制还没有搞清楚就去谈一制，等于宣布一国两制失败，北京治港政策失败。
借用已故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Galbraith）在《不确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一书中的解释，“市场体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往往带来不确定、效率欠佳等问题，我们往往重视自己认识、有安全感的事物，并惯于寻找能够证实我们既定观念的信息，同时抵制挑战主流世界观的信息，资本家确信资本主义的成功、社会主义信徒确信社会主义的成功、帝国主义者确信殖民主义的成功，当一些在过去确信不疑的观念，面对目前问题的时候，便出现把握不准的状况，让人犹豫解决。”回归以来可说是香港的“不确定年代”，早就有人预言，香港问题会在回归后爆发，实际上，经过这些年头，香港问题大致都已清楚呈现，许多人也渐渐意识到问题的深层根源，这是一个契机，只要得到正视，香港内部问题未来是可以纾缓的，因此香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治”而不是“制”。
这些年来，不能说香港政府没有做有建设性的事情，但总是跌跌撞撞。每任特首上场，都好像换了一副新眼镜，度数变化了，走起路来就有点东倒西歪，甚至会觉得头痛，从董建华的八万五公屋政策、中药港、数码港，到曾荫权的6大优势产业，再到梁振英的将产业“做多做阔”，到头来都一事无成的原因，除普遍认为是眼高手低外，恐怕也是因为现时半民主式行政立法安排，令政府认受性低，施政策略议而不决，进退失据，而不是两制的失败。要解决香港管治问题，唯一出路是按《基本法》尽早普选特首，这样才能增强政府的自主性，不受制于小圈子利益集体，同时可以挟大多数民意以期立法会配合，改善特首的施政环境。主动去改良内部体制，调整政府的指导思想和管治习惯才是正确方向，而不是奢谈一制，哗众取宠，混淆社会思想。
唯GDP论过时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经济发展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毫无节制地胡乱发展，只会丢失城市原有特点，未必是社会前进人民生活幸福的标志。随著大陆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环保、发展过剩等负面影响日趋明显，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幽灵城市”问题。事实上，唯GDP论在国内外均已受到质疑，不丹前国王旺楚克就认为GDP增长不等于人民快乐的指标，遂提倡“国民快乐指数”（GNH）。经此一说，英国现任首相、保守党魁卡梅伦（David Cameron）受到启迪，鼓吹以“国民幸福总值”（GNW），来代替日渐过时的GDP。所以若单凭GDP增长，单凭某些项目，单凭简单的数字就认定香港落后大陆的原因是两制优势不及一制，未免流于偏颇，有失公允。
常言道：钱是买不到快乐的。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家，既是家，就该宜居，有回忆，有归属感，这些都不是钱所能衡量。好似不丹国民那样，他们以织棉为业，远离喧嚣，不必为怎样致富而发愁。诚然，在评论中港两地制度时，媒体资料有参考意义，但一味只从经济角度着眼，罔顾两地社会现实，推断两制不及一制，不但有违科学，而且自废武功，误导受众，徒为香港添烦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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