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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硝烟乍起 中共劣势尽显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正式访问美国。中国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会见美方人士时表示,习近平访美“是今年中美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其意义可能不仅局限于今年,甚至是对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美关系、国际秩序等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或许正是因此,早在其一个月前,两国之间已经展开某种方式的、渐趋直接和激烈的交锋。令完成、“海外猎狐”、中国特工、网络安全、人权等等诸多或独立或交融的敏感问题都在此时被抛出台面,成为中美习奥会之前的变数、筹码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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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提出令完成、网络、人权等议题,令习近平访美前突生变数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问题都是由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等所引爆或热炒,而其习惯于操作方式是引述具有美国官方背景的消息来报道揭开。虽然这本是正常的媒体操作,但是放在当下时政情境中来看,这些媒体其实是或多或少地扮演了国家和政府“喉舌”的角色。在另一边,中国媒体舆论应声而起,双方由此展开“短兵相接”。

中美两方的动作并非孤例。在日本,其执政者早已成功完成了对媒体的“整肃”和“统合”,并且将触角伸向了国外。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中美日三国,其媒体领域不约而同的类似动向,预示着国际层面正在发生的一场不见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舆论、文化产品成为交战的主角。媒体的存在方式、其与所在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将日益趋同,国家利益与民族主义影响力凸显,而各方都标榜的“新闻自由”则可能会受到普遍的削弱。

习近平即将访美 《纽约时报》惹怒中国

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美国新闻媒体《纽约时报》的多篇报道引起中国方面的重视。比如,发布于8月2日的《美国决定对中国黑客行动实施报复》;8月3日的《打压维权律师对中国有害无利》;8月4日的《令计划之弟潜逃美国,或寻求政治庇护》;8月17日的《奥巴马将与习近平面谈人权问题》和《中共秘密追捕在美贪官令美国不悦》;8月18日的《中国谴责美国阻挠其追捕贪官行动》。部分报道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应,少数媒体亦发起针锋相对的反驳。


在此之前的中共十八大前后,该报聚焦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财富。在中国反腐风生水起之时,该报发文《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这些报道分析都引起中方较为的强烈的关注,并招致不满。不过,与这两篇负面新闻或评论相比,近期的一些新闻报道具有了新的特点:不纯粹是以往常见的负面新闻评论,而是带有更为明显的政治倾向与色彩。

网络黑客、令完成、人权、维权、特工,是当下中美关系中的敏感点、争执点。《纽约时报》于此时点出这些问题,是当下习近平访美前夕、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碰撞交锋的折射,或许也有一定的政治玄机。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这种针对中国的障碍和压力设置,或有助于增强其话语权、争取更多谈判筹码和国家利益的谈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声音突然变大,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自身扮演了“传声筒”和“喉舌”的角色。在这些报道中,频频引见具有美国官方背景的无名“官员”、“人士”、“消息”。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代表着美国官方的立场态度,但就其传播效果而言,很大程度上已经直到了这样的效果。在对令完成的相关报道中,这种方式体现得更为明显。

中共对外意识形态的劣势与“剧变”?

相对于官方人士的直接表态,媒体报道可以采用更为灵活自由的方式,具有较大的回转余地,在国家外交活动中也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突出作用。而且因为在西方国家,媒体多被认为较为客观、独立和自由,而不是政党或政府的派生机构,这就更加增强了其说服力。

但民众很容易忽略一点,所有媒体都存在于特定的国家,以所在国的国民为主要受众,而在涉及到国际问题时,媒体往往会体现出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产生与该国政府的默契与“合谋”。而且,越是独立自由的媒体,因为没有现实政治与国家立场的制约,其民族主义倾向可能表现得更为强烈,态度更大胆激进,更难做到自我调整。

与之相比,中国媒体均是国家党政系统的派生机构或单位,至少也需受到执政者的底线约束,而这种机制早已为外界熟知,甚至产生了带有较多偏见和感情色彩的印象。一方面,中国媒体必须发出执政者需要或认可的信息;另一方面,中国媒体传播方式、立场观点更为保守、克制。在国家之间和国际话题上,中国媒体的作用发挥因此受到较大限制。
当其他国家的媒体对外交和国际话题畅所欲言,表达国家和民众的真实态度、意见、感情,尤其是针对国外的很自然的愤怒、消极、负面、反对因素时,能够构成一种国家力量和影响力,是对国家外交的重要补充和后盾。然而在同一情境下的中国媒体却往往呈现为一种缺位、失声、无力的状态。这可能是一种体制性劣势。而在中国崛起招致矛盾摩擦加剧、走向世界并扮演一定国际角色的时代形势下,这种劣势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此前曾有文章《安倍“大变脸” 日本的觉醒与反噬》《扯羊皮露狼牙 日本施“毒计”围猎中国》指出,与中国恩怨不断的邻国日本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施展一系列针对性手段,包括打压统合国内媒体、收购在国际层面较具话语权的《金融时报》,以此形成围猎中国之势。

美国、日本媒体领域近年来的这些动向,或许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想象,未来一段时间内,包括中美日等国家在内的国际秩序将进行历史性的变化和重构,国家之间的碰撞、摩擦、交锋都将更趋频繁和激烈。军事领域是竞争的一个方面,不论将来是否发生战事,意识形态层面的交火都将难以避免。日本已经抢先一步,美国也有了相关动向。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国内媒体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在对外层面仍然难改劣势。不过,2015年5月,习近平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批示,以及近期步传的所谓中共宣传系统将会出现较大变动等迹象,或许就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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