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中南海再传出动作，中央政治局当天举行常务委员会议，专题听取国务院工作组就天津港大爆炸汇报，并明确下达包括“彻查事故责任并严肃追责”在内的7条严厉要求。
经历天津港爆炸，黄兴国“暂代”转正更难
政治局常务会议并非“随意”召开，乃是规格最高、决策能力最强的高层会议，召开时间并无具体规律性。不公开报道的会议多是涉及到重大机密；诸如制定规定、酝酿政策、人事变动、筹备党代会、部署新疆工作等等，也往往会拿到常委会上讨论。而见诸公开报道者自十八大以来不过6次而已，除此次研议天津港爆炸处置外，上次召开是在6月4日研究“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处理。其余4次政治局常委会议，2013年4月23日、2014年8月20日两次分别为应对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和云南鲁甸抗震救灾，另外两次分别为2013年4月25日研究经济形势，2015年1月16日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等5大机构党组汇报。可见，高层对于此次爆炸之严厉态度。
天津形势不妙！
“会否有相关官员引咎辞职？”8月19日的记者会上，天津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两度态度谦恭地坦诚“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即便面对如此问题仍然难以作答。因为此事干系重大，轻不得重不得，不给一个说法，更是“了不得”。
自去年年尾，原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赴京，留下的余缺由原市长黄兴国暂代。不过，这位浙江象山出身的地方大员并未顺理成章“一步到位”，直到此次震惊国内外的8•12大爆炸发生时，已经在“代理”位置上“蹉跎”了8个月之久，不得扶正。书记之名“名不正言不顺”。
当然，高层安排并非事出无因。天津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地位崇高，市委书记自1987年李瑞环兼任以来几乎全部都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充任。孙春兰去年12月底“意外”赴京，实则改变了天津市的这一传统。
曾在之前的文章中猜测这会成为一种常态化安排，抑或黄兴国仕途有变？实际上，在此期间，已不断有风声透露天津易主，可能有具有政治局委员身份的中央高层“空降”。当年陈良宇社保基金案发，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也曾代理市委书记半年之久，直到习近平2007年3月抵沪。
非常时期的非常过渡似乎是必然。在很多人看来，黄兴国没有被旋即委以重任，也多半是出于非政治局委员考量。原本黄兴国可能完成一次平稳的过渡。不想，8月12日深夜两声巨响令黄兴国更是遭遇仕途挑战。
8月15日新华社披露习近平对天津港大爆炸的第二次指示，“要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在此前夕，《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刚刚施行，首次提出环境损害事件中，党政同责；八种情形，追究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的责任。
于是便出现了19日记者会上的那一幕。有记者提问：习近平在这次事故的批示中提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要求要给人民一个交代，你如何看待？外界多判断，或许也正是已有“心理准备”，黄兴国自知事态严重，方有勇气径直承担责任，撂下一句重话“作为天津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个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黄兴国并回应：“我作为天津市代理书记，又是市长，一个人现在承担着两个职务，这么大的事故发生在天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讲对天津人民带来了损失，也对全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我要承担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也正是这一“领导责任”，北京《新京报》属下的微信公众账号“政事儿”当晚发文《黄兴国到底应负哪些“领导责任”》，列数其可能遭遇的四重“追责”。其一，安全事故中的领导责任，《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明确，“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而目前爆炸定性为“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二，环境损害事件中的领导责任，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前4天，上文所提《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开始施行；三，“失职渎职”行为中的领导责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区分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对“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都会追责。四，事故相关联的“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瑞海公司的背景和“隐形股东”是否存在权钱交易问题，又与天津官场又有多大干系，将决定是否“党委书记也有一定的责任”。
事故调查结果的出笼尚需时日，目前无法判断黄兴国究竟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承担什么责任。有说法称，天津港在天津是“一方诸侯”，也是一个“独立王国”，地方政府对天津港的控制能力很弱。在它的港区地盘内，别的地方政府部门很难插手它的具体业务。在这方多年管理的“独立区域”内，天津港不仅有自己的规划建设部门，还有自己的安全监督部门。
《新京报》文章也强调一切仅仅是“涉及”，一切都要看调查组结果为准，但是舆论风向的引导仍然令此文难以幸存。截止发稿，该文目前几乎被从大陆网络上删除殆尽。
重新回到问题的开头，黄兴国“站出来”认错，可能令很有人已然嗅出了一种“不祥”的气息。黄兴国会不会如当年的孟学农，触犯“引咎辞职”的禁忌？尽管舆论间在闻听黄兴国检讨时心存怜悯，感叹其时运不济，但当事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到下一步事故责任追究环节时，这一问题自然绕不开。
时事评论人陈杰人在《黄兴国暗示了什么？》一文中称，“我们做得不怎么好”，从政治的角度看，黄兴国虽然现在身为天津一号人物，但他只是市委代理书记，按官场例制只被认可市长之职，“代理”既是一种临时工作安排，也可以理解为对官员的考察、考验。正常情况下，他未来能不能正式接任书记，取决于他代理书记时的表现，如果他运气好，没有遇到这个事故，有可能转正任市委书记，跻身准政治局委员之列。但这次，黄兴国摊上了这事，处分是在所难免的，所以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再被提拔为市委书记的可能性已经为零。这次黄兴国的讲话，主动提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是一次重大暗示，此话意味着，黄兴国一定会被追责，而且追责会很严厉。因为，如果他不意识到或者明确知道自己将被严厉追责，按照中国官员的言行惯例，是不太可能如此主动地严厉界定自己的问题。
2014年跨年夜上海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件，曾造成30余人死亡，最终黄浦区以及上海市公安局11名党政干部受到处分。而今，一个现实的逻辑是，如果是天津港爆炸的确可认为事出有因，不仅仅是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层面的“监管失察”，甚至是中央部委有责任，那么此事最后可能牵涉的范围更广。恰值此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的落马并不见得体现这一点，但是正如媒体所说，他是一个“契机”，言下之意便是这是一个不得不提前整肃的“开始”，后续仍有动作，极有可能涉及当年天津旧事。而就黄兴国本人来说，兹事体大，京畿附近的这次大爆炸产生晕圈效应难以估量，当局震怒更会以此以儆效尤，这道坎即便平安跨过也恐再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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