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有着知识分子般的坚守。他警惕地与这个圈子保持相当的距离，却在工作时乐于跟自己较劲，希望拍一些“能给人点儿希望的东西”。
梦想着做外交官、律师、医生的陈道明，最后竟做了演员
拍张艺谋的《归来》时，陈道明想到了他的父亲。
从小学过素描、做过美工的他，为自己的角色陆焉识画了一张画像。那是一张像父亲的脸。在做造型时，他下意识地挑了最像父亲当年戴的一副眼镜。
对他而言，陆焉识是他演过的数十个人物中，跟他生活距离最小的。不论是《围城》中的方鸿渐、《末代皇帝》中的溥仪，还是《我的1919》中的顾维钧，都离现实太遥远。唯独这个人物，陈道明演起来心里特别瓷实。
满目皆是陆焉识，他说。
就像他所饰演的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陈道明有自己的坚守。冯小刚曾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得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从艺30多年，陈道明不为名不为利，只享受演戏带来的职业性快感。就算后来走红，他也只是总结为：命好。
陈道明并不高产。他参演的电影不超过20部，电视剧不超过35部。最高产的时候，他一年拍过三部电视剧、两部电影。但更经常的情况，是每拍完一部戏，歇一到两年。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是“任性”。
“我就是想自在。”他说。他称自己没那么高尚，不拍戏不是为了“积蓄文化能量”，只是不想受到约束。随着年龄的变化，他的人生观也有了转变：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一生中有多少时间是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呢？
至少，年届六旬的陈道明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读过《鲁迅全集》，喜欢在阴雨天一个人写东西；只要在家，他每天都会弹上两三个小时的钢琴；他喜欢画画、书法、棋艺，甚至会做手工。平时，他不沾烟、酒、牌，即使参加饭局，也会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之内。
这就是陈道明“养生”的秘密。他说，这都是“奇技淫巧以悦妇孺”的事，但不做无为之事，又何以遣有涯之生？
做演员并不是陈道明一开始的梦想。在那个物质匮乏的1960年代，还是小男孩的他梦想着的是拥有一双十一块钱的白色回力牌球鞋。那个时候，他最想做的职业有三个：一个是外交官，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陈道明怎么也没有想到，最后竟做了演员。
在他看来，自己人生的变化，更多是命运使然，并不是主动为之。16岁高中时，陈道明正准备和大多数人一样上山下乡插队，却因为在排演场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意外成为了天津人艺的学员。
陈道明的父母当时觉得，这个职业不太体面。出身于医药世家、毕业于燕京大学、身为翻译的父亲不愿让他干这一行，因为“家里没人干这个”。但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有个正经的城里饭碗，陈道明还是走上了演戏这条路。
但进剧团后，陈道明就感觉“入错行了”。他并没有一鸣惊人。多数时间，他都在舞台上跑龙套，一跑就是六七年。那时的他，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反而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
“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理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陈道明说。
直到1983年，他出演电视剧《末代皇帝》，开始为人所知。2001年，《康熙王朝》让陈道明的事业到达巅峰。三年后，他又在《中国式离婚》里把知识分子的清高演绎得入木三分。
帝王和知识分子也成为了陈道明所饰演的两大人物。无论是饰演霸气的前者，还是儒雅的后者，他都游走自如，这让他成为观众心中当之无愧的“男神”，也让他成为了中国最贵的男演员之一。
有人说，在中国的演员当中，陈道明也许是读书最多的人。1990年代，因为在《围城》中演绎方鸿渐，陈道明得以与小说原作者钱锺书结识。据说，《围城》播出之后，钱锺书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陈让他看见了一个活的方鸿渐。两人就这样成了忘年交。
陈道明去过钱钟书家三次。他回忆，钱老先生家里没有任何电器，唯一响的东西就是药罐子。他在那儿闻到了书香，感到了一种安静的氛围、一种真实的从容。和钱老先生聊天后，他感到在学问面前，自己特别可怜。
“你突然感觉，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学会思考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在这个职业中，陈道明对自己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他不迟到，也不早退，现场连把椅子都不带，一直是拍多长时间，站多长时间。有人说他难搞，他也很自知。带着金牛座的坚持与原则，他给自己定下准则：拍戏的时候，一定要用功、用心、用力。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能努力做到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他的为人哲学。他警惕地与这个圈子保持相当的距离，却在工作时乐于跟自己较劲，希望拍一些“能给人点儿希望的东西”。
陈道明说，自己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对自己人生的设计感极差，也不想有设计。“说好听，叫随遇而安，说难听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觉得，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只是做事的原则始终不变：要认真。
“不但是演戏，业余爱好都要认真，更何况是我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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