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1924年，孙中山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时在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演讲，呼吁日本放弃武力侵略的“霸道”，弘扬东方“王道”，与中国携手共创和平世界，引起日本朝野广泛共鸣。
孙中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历次承诺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是事实。
孙中山与日本人的《中日盟约》，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延长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至99年；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购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洲之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包括船厂）有贷款优先权，等。注意到这种情况，有资料显示，孙中山马上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11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如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在发现袁政府刻意将消息泄露，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应，日方大举增兵中国进行威胁，孙甚至更进一步于3月14日具名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
《中日盟约》的部分条款，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第三条、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要用日本军人；第四条、使中国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第六条、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孙中山认为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是时中国欲修改不平等条约，以脱既往国际上之束缚，更需藉日本为外交之援。如法律、裁判、监狱，既藉日本之指导而改良，日本率先承认撤销领事裁判权，即许日本人内地杂居，则在中国之便利于以更进。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中国之物产日益开发，日本之工商业日益扩张。
日本侵占山东，孙中山获日军支持在其控制区发动“山东起义”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其一贯的支持者如梁启超等也纷纷弃之而去，袁氏陷入众叛亲离的局面。日本政府随之调整了自己的对华政策，认为“现在，采取让袁彻底退出政治之手段，同时采用扶植我政治势力之手段为有利”，开始反对袁世凯，转向在东北扶植宗社党、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在南方支持反袁运动，资助岑春煊。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也是日本政府选定的扶植对象之一。
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援之后，孙氏很快选择在山东举兵起义。之所以选择山东，主要是考虑到其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起义之后，袁世凯的部队不敢进入日军控制区讨伐起义军。据参加此次起义的辜仁发回忆道：
“1916年春，山东的武装力量，组织工作已有成效。居正、吴大洲、薄子明、夏绍虞、邓天已等于5月4日在胶济铁路沿线各县发动起义，占领了潍县、高密、周村，打起反袁旗帜。……这时山东半岛已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周村以东并无北洋军。加以日军的暗中支持，所以革命军很容易地占领了各据点。……。革命军起义后，由于在日军势力范围内，北洋军第五师不敢开到胶东来，因而革命军很顺利地占领了昌乐、益都、博山、邹平、寿光、桓台等十余县。”
这样一种在日军卵翼下的“起义”，形同闹剧----事实上，日军并非“暗中支持”，约两百余名日军直接参加了战斗。6月份，袁世凯突然去世，段祺瑞执政，日本政府调整其对华政策，孙中山被抛弃，这场闹剧般的“起义”，也随之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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