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是说该书无懈可击。李老曾经作过毛十多年的家臣，写书时生活在自由世
界，他的书应该是信史，应该是最珍贵的历史见证词。所谓“信史”，不是说日期、人
物、细节一点都不能错，而是不能作假。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求全责备。遗憾的是，因
为书中有明显作伪之处，害得这本“天下第一回忆录”丧失了信誉。
这里要首先定位李老的角色。在我看来，毛的性格和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李老
并不仅仅是个保健医，而在“中国第一大家庭”里扮演著一个特殊的角色。
根据李银桥的回忆录，毛自己对他说，他没有什麽家庭，身边这些人就是他的家人。的
确，毛的生活方式与其他高干截然不同。为练“房中术”，他不让家人和他生活在一起，
成了中国第一老光棍。他的家庭就是那个“一组”，由江後、御前侍卫、野妃们和御医
组成。除了江後，“家人”中最重要的就是李大夫。田家英、林克之类的翰林虽是上书
房行走，林也算“一组”的，却根本算不得“家庭成员”，和毛的关系根本就没法和李
老比。
李老的“家人”地位是由几个原因决定的。首先，他有“历史问题”捏在老毛手中，老
毛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其次，他以杰出的远见，坚持不作秘书，艰难地保持了一种
在政治斗争中相对超脱的地位，特别忌讳跟其他首长往来，让毛对他比较放心。这一点，
就连田家英都没本事作到。第三，他的智商极高，乖觉之极，很会对付老毛那种难伺候
的病人，甚至敢犯“欺君之罪”，哄骗老毛他没有害肺炎（当然他也没撒谎，因为毛的
“肺炎”定义是“肺烂了”的绝症）。因此，他成了治“毛病”的专家，好几次别人束
手无策，他却能奏功，还设法既减低了安眠药用量，又给毛制造了睡眠，缓解了毛最大
的苦恼。最后，良好教育和聪明颖悟，使他能够理解和欣赏最高指示的妙处，让毛对他
产生了一种知音感。在我看来，这最后一点恐怕是最重要的。
这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老虎刷牙”说。彭总说主席的牙齿象是刷了一层绿漆似
的（我打这几个字都禁不住一阵阵反胃，真同情李大夫让毛张口检查时的痛苦），建议
伟大领袖刷刷牙。李老抓住机会提了建议，毛却问他：“老虎刷牙吗？”顿时让他哑口
无言。毛在此流露出来的机智，让李老佩服到几十年后都忘不了，可想他肯定是当场情
不自禁地表露了对主席智力的无上钦服。以这样的智力交锋折服对方，这种愉悦决不是
王任重那样不学有术的职业马屁家可以引出来的。
李老见毛第一面，就以他对《两论》的真诚的理解和欣赏赢得毛的欢心。在日后那无数
个长夜中的交谈中，他也肯定时时处处表露了类似的理解、困惑或佩服。书中当然只会
写毛的话，然而既是交谈，就一定是有来有往的对话。李的自尊很强，曾因毛讥笑他从
京戏里了解历史而去苦读史书。然而无论如何苦读，他的国学造诣决不会超过一生浸淫
于其中的伟大领袖。於是他就变成一个给国手喂招的最理想的高手──既打不过对方，
却又有自己的份量，让对方赢起来既不轻松，却又痛快淋漓。书中有好几处都泄露了此
中消息，例如对纣王、曹操评价的讨论和打“远交近攻、联美制苏”的哑谜等。最后，
李还有一个弱点能满足毛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在十三陵劳动时的那副狼狈相。以
毛的性格而论，李真是一个无法取代的人。无论是侍卫还是野妃，毛都可以弃之如敝屐，
而李老和江後一样，都是扔不了的。这就是他能伺候先帝爷到死方休的根本原因。
这里的分析，我觉得，是完全合乎我眼中的毛的性格的。几乎在所有的内部讲话中，毛
都要莫名其妙地卖弄一大番毫不相干的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他有本事从耶稣扯到
黄道婆，从《法门寺》里的贾化扯到《林冲夜奔》，从甘罗扯到李世民，从天津的小洋
楼扯到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如此爱卖弄的健谈者，不跟“大家庭”里的亲密成员胡聊
海吹，又如何消那无数个不眠的长夜？李书中记录的那些谈话，多数内容都能在毛在中
央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收集在文革时流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中找到，从侧面证
明了李确实是毛的倾听者，也证实了李的说法，即毛跟他谈的话，不久后就变成中央精
神。
的确，毛满肚子的独特见解要倾吐，不找李老，找谁去？江後既无知识，亦无理解力，
又不能熬夜；侍卫和野妃们那些半文盲是听琴的牛。林克虽属“一组”，却是政治那条
线上的，谁知道他会不会和别人勾结在一起？林克在他那本书里附上了毛给他写的条子
的照片，讥笑李老无法出示类似的条子，其实这恰好证明了林是“外”而李老是“内”。
和天天见面谈心的“家人”交流，还写什麽条子？谁会给老婆写条子？
由李老的角色定位，可以导出对李书的基本定位，亦即：李老在书中提供的信息，私生
活方面的肯定是真实的（但“不育”一点存疑，详见下），而对於政治方面的内容就得
具体分析。如果是毛与他的谈话透露出来的，则一般是可靠的，而如果是作为高层会议
的见证人讲出来的，那里面大约就有点蹊跷。
如所周知，我党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运作的诡秘性。不到某个级别，
决不会有那个级别的知情权。这知情权层层划分得无比的严格精细。文革前党机器的运
作是“正常”的。李老不是中央委员，毛又没什麽病，他肯定进不了中央会议的会场，
只能呆在行宫里待命。文革后党的运作乱七八糟，连远新侄都成了政治局的联络员，什
麽唐闻生、王海蓉等小字辈都成了好总理通向伟大领袖的“一线天”，更别说张野妃可
以让英明领袖在那儿正襟危坐、白等几小时的怪事了。此时李老本可以出来弄权乱政，
然而有三个因素防止了他这麽作：第一，他刻意避免卷入权力斗争；第二，江後今非昔
比，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断他接近毛，以免他成了政敌的“一线天”；第三，由於窃听器
事件的打击和江的谗言，毛逐渐失去对他的好感与信任。所以，无论文革前后，李老的
内部信息，应该或来自毛和他的交谈，或来自内部小道消息，不可能来自于高层会议。
据此可以预言，如果李书有破绽，一定主要出在对高层会议的记述上。实情就是如此。
这里有两个典型例子：“二月提纲”汇报会和庐山会议。
1964年5、6月间，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开展“文化革命”。1966年
2月3日，该组制订了“二月提纲”。2月8日，彭真，康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汉
向毛汇报。毛问了一些问题，但未说不同意将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於是文件就这
样发下去了。三月间，毛连续在杭州作讲话，抨击“二月提纲”，并主持制订了取消它
的“五一六通知”（根据《华夏文摘》载叶永烈《追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
李老对此事的回忆有两处错误，一个是无足轻重的记忆错误，如他记得的参加汇报的人
多出了个胡绳。另一个错误就有作假之嫌。他说毛让他躲著旁听了汇报。据说，康生在
汇报时说《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与会者无人敢驳。众所周知，
“二月提纲”的精神，是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引起的大混战定性为“学术讨论”，
它的标题就是《关於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康生这麽说，等於是彻底否定了该提
纲。毛最后对彭说：“我不看了，you people work it out。”而彭就傻呼呼地以为毛
已同意，於是提纲便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
彭真是个身经百战的政客，脚下不踩著成千上万的政敌，如何进得政治局？他就再傻，
也不至于忘记十年前周恩来主导的“反冒进”。那篇社论送给毛圈阅时，毛批道：“我
不看了。”社论於是发表，害得好总理后来被整到请辞的地步。老彭何人，怎敢忘了这
个教训？何况还有老康在一旁威吓？更何况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都说康生从来就没有
反对过该提纲。他是老毛的打手，深知老毛的“引蛇出洞”战略，又岂会打草惊蛇，吓
得蛇钻回洞去，使万岁爷就此失去可抓的把柄？
我的猜想，是无论老康还是老毛都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相反还故意造成了老彭的错
觉，以为老毛同意了。毛从来是使用首鼠两端的模糊语言的“辩证法”大师，要哄信彭
真而事后又不留把柄并不困难。
书中披露的庐山会议内幕与《庐山会议实录》就更是大相径庭。根据《庐山会议实录》，
老毛决定发难，柯庆施那些职业马屁家的煽动功不可没。而整彭的中枢干将，是刘少奇
和彭真，这两人甚至比老毛还起劲。这也毫不足奇。
毛共从来有著“白区党”和“红区党”两大派系。后者以“野战军系”为主力。刘少奇
是白区派头子，毫无战功，只是一个在打倒“国际派”中出了大力的老马屁家，在七大
上以无耻吹捧毛而窜升到二把手的地位，野战军派早就愤愤不平。高岗以为得到了毛的
默许（这就是老毛的难伺候处：你以为是帮他办事，他却会在事后翻脸不认人，把你打
入地狱），想把老刘弄倒，秘密联络的就是野战军将领。林彪和德怀都同意，到了邓矮
子那儿他却向老毛告了密。老邓这一招不仅帮助老毛搞掉了高岗，使他从此飞黄腾达，
而且让他以野战军将领的身份赢得了老刘的欢心，入主中央书记处后能和“白区派”的
彭真等人和谐相处，成功实现了“红白区联姻”。所以，少奇和彭真同志早就卯足了劲
要搞“高饶余孽”德怀同志。根据李锐的第一手会议记录，少奇和彭真是“牙齿露得越
长越好，帽子扣得越大越好。”比毛本人起劲多了，哪里象个胁从的模样？就连好总理
也加入了批斗队伍。当然胁从的也有，朱德嗫嚅了两句，老毛便大不耐烦，伸手抓了抓
鞋子，讥曰“隔靴搔痒”。老朱脸一红便不作声了。
李老的书上却不但没有这些内容，而且连彭总在上书前在分组讨论中放的炮都没提，柯
庆施、李井泉等人的游说活动也通通不见。他记录的都是毛在大会上的讲话，那些东西
根本不是什麽秘密，我早在文革中就见过了。最成问题的，是他说毛在彭上书后两天在
其别墅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Mao's staff listened a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alked。”很明显，作为“一组”成员，他也在那儿。
这就立刻出来个问题：李先说，他和林克并不住在毛的别墅中，连个电话都没有，有事
李银桥得派人去叫他们。银桥让他们装电话，他们就是不装，因为他们既怕引起毛的怀
疑，又不想与闻毛的绯闻。老毛传唤李老，要麽是想聊天，要麽是治病，开政治局常委
会召他去干什麽？而且，一组成员竟然可以坐在那里听最高层的军机大事，是否太过于
违反“组织原则”？
更成问题的是这个重要会议的内容竟然无比苍白，全部记录只有毛的几段话，大意是他
要把彭的信发给会议，如果党和军队要分裂，他就要另拉杆子。在此威胁下，“his
colleagues' remarks were guarded。”常委们的反应，总共就只有这麽一句模糊的话
来交代。
重上井岗山的威胁，毛是在大会上作的。此话在文革期间广为人知，不是什麽秘密。当
然他也可以在常委会上这麽说，然而开这麽一个重要的会，就只说这麽点话，其间竟没
有讨论要把彭搞到什麽地步，倒彭的具体部署如何，彭会有什麽反应，军事和人事上需
要作什麽防范和调整（彭毕竟是国防部长），并在中央委员中排一下队，初步估计谁谁
是可靠的主力，谁谁又大概靠不住，等等。最耐人寻味的，是李老连常委们的具体态度
怎麽样都没交代。按常理，毛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表态。特别是老朱，他可是老
彭的老战友，毛一定会先逼他“划清界限”的。凡是在毛共手下讨过生活的人都知道这
是我党行事的常规。更重要的是，李老语焉不详的叙述，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就是
刘对倒彭的态度是被动甚至是同情的，所以他后来还策划过给“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
这和李锐的故事可是完全两样。
所以我们只能作出结论：李老的故事是虚构的。对庐山会议的内幕，他其实知道的和文
革中的小芦差不多一样多。我甚至还知道林副统帅骂老朱：“你是什麽总司令？你一天
总司令都没当过！抗日战争是彭指挥，解放战争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并对大会说：
“你们不要以为朱德是自己作检查的，是中央让他脱裤子的！”当年小芦看到敬爱的林
副这些豪言壮语，只觉得一阵阵恶心。而李老的书连这些内容都没有，让我看到这章书
时不能不无比失望。
李老无法与闻高层会议，只能从与毛的交谈和“小道消息”中获取信息，这一点从他不
知道毛在中央会议上讲的一些话上也可看出来。毛多次在会上告诫高干不要依靠秘书，
对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我对我的医生就是这麽办的”，云云。这些话，他无论从毛
那儿，还是从汪、田、林那儿，都不可能听到，因为人家要照顾他的自尊心。只有江青
才会当著他的面说，让他写书时还余怒未消。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公开指出了李书作伪之处。该书出版后，毛的秘书和前保健医、
护林克、徐涛、吴旭君等人写了《历史的真实》，指控李老撒谎。遗憾的是，或许是出
於主观爱憎，这本书并没有在海外引起足够的重视。赵无眠先生在《真假毛泽东》一书
中反驳了林克等人，然而我觉得他的反驳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林克等人的批驳中至少有
三条非常有力：
第一、李说他给毛作了前列腺按摩，确定毛丧失了生育能力。徐、吴等人驳斥说前列腺
液不是精液，不能用作检察生育能力的样本。第二、林克指出，中央的严格规定决定了
李老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隐身人。第三、李说，林克曾奉田家英指示，为了避免党的分
裂，将毛攻击陈云的重要批示扣压下来。林克说明了中央文件传送与保管的严格规定，
指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第二条我已在上面讨论过。第一点反驳之有力似乎也用不著再讨论。我奇怪的，是李老
为什麽要撒这个很容易戳破的谎。徐涛的解释，是李既然要“污蔑”伟大领袖大床同眠，
就得处理必然出现的大批私生子，所以他必须编造毛不育的神话。据我的猜想，李作为
一个大夫，不至于不知道这个谎言的脆弱。那话大概是书商加进去的，以杜绝私生子的
出现。
这其实反映了东西方的隔膜。李老已经披露，毛是房中术的踊跃实践者，以此来获得长
寿。这在帝王一点都不稀罕，嘉靖皇帝就差点被他用来操练此术的宫女勒死。而房中术
的要旨，就是通过性交吸取女方的“阴精”，自己却一定要避免射精。通过某种修练便
能获得性交而不射精的能力。张戎的继外祖父夏大夫就是这样，由此得享遐龄（参见
《鸿》）。鬼子们又怎会懂得东方的古怪？所以得捏造一个“不育”的神话。
关於扣压毛的指示，我想补充的是，不说林克绝无可能干那样的事，就算他干了，恐怕
也是杀头的大罪，起码一定会在文革中被斗死。田家英还没有犯过类似的大罪，都还被
逼得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林克就这麽干了，而且还只是把文件压在褥子下，并不
销毁罪证，要等著人家来搜出。事情暴露后，林克却只是被调出中南海，似乎毫发未损。
此事之离奇荒唐，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老毛斗倒政敌，总是谋定而后动，事先可以
隐忍，一旦发难就动如脱兔，倾全力以搏，岂有在文件上恶毒攻击党的副主席后便不闻
不问，浑若从无此事？难道他就不怕陈云在绝望中拼死一搏？
所以，这三点反驳，纵起武侯于泉下，恐怕也无能强为之辩。赵无眠先生在驳斥林克等
人时回避了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不说是“避实击虚”的“迂回战术”。
就连赵先生对林克等人次要的反驳的反驳也显得苍白无力。据说徐涛出示了李老不是从
1954年开始给毛作保健医的证据，上面还有李老自己的签名。对此，赵先生的回答是：
不是毛的保健医，照样可以被请去给毛会诊。这样的反驳实在无法成立。如此说来，书
中那许多给毛看过病的大夫，包括那位舒同找来的老中医，都可以自称是毛的保健医了。
书中写得明明白白：汪东兴于1954年10月2日把李老召到他家去，通知李老中央决定由李
接任毛的保健医。李老后来又提到，此前的保健医是徐涛，但他在肃反中被整，调去作
江青的大夫。
因此，看了赵先生的反驳，我倒宁愿相信徐的说法。本来，如果他要撒谎，何不把谎撒
得更大些，乾脆彻底否认李老是毛的大夫？只把李的“工龄”减去两年又有什麽意思？
类似地，徐和吴承认了李是第一次抢救毛的医疗组长，却否认他在第二次抢救中担任了
这个职务。如果他们要撒谎，何不连第一次也否认？同样，徐等人默认李是305医院的院
长，却坚持说李没有当过中南海的诊所所长，此话似乎也是可信的。承认大的却否认小
的，这似乎不是撒谎者的惯伎。
有的网友说，林书到李死后一年多才出就是我党心虚的表现。此说老芦不敢同意。写一
本书不是容易的事，写批李书就更难。李书涉及的事件如此繁多，时间跨度如此之大，
要一一去核对查实，搜剔出能够利用的破绽，这里面的工作量非常之大，一年多就能推
出书来算是高速度了。而且，据我所知，中共元老中仇毛者大有人在，陆定一就是一个，
罗点点更在她的《点点回忆》中流露了对毛的鄙视和对共产制度的否定。索尔兹伯里也
在《新皇帝》中披露了党内有人故意泄露毛的糜烂私生活，以此来搞臭毛。林书在编写、
出版过程中有无受到掣肘，是谁也不知道的事。
总的来说，我的感觉是林书恰好从反面证实了李书在大的方面是站得住的。因为没法否
认大的，林等人便只能在小处下手，抓住李书中次要的记忆错误或作假成份，亮出过硬
证据来推翻它们，从而给该书的一般信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反面教训，告诉我们
写作此类作品时必须慎之又慎，切勿授人以柄，因小失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
感谢林书的出现，感谢海外的言论自由使我们能看到相反意见，从而知道了真话的力
量。
因为林书的驳伪，人们便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麽李书会有这些问题？有的问题
可以归咎于李老的记忆有误，如何时开始任职的问题，有的则是明显作伪，如林、徐指
出的那三点。按理说，遗忘过程一般是个“丧失”而不是“获得”的过程，失忆不可能
使人无中生有地想象出象林克扣压毛的指示那样没有发生过的事。
为什麽李老要撒谎？根据曹长青先生介绍该书出版过程的文章，蓝灯出版社只是看了该
书的两章，就拍板跟他签约。他的版权已经一次性卖断了，此后无论销路如何都与他毫
无相干，何必去作伪？既然这里面没有金钱动机，合乎逻辑的猜想就是，这些名堂是蓝
灯搞的。书出来后已成既成事实，为了维护信誉，就是明知是谎，李老也别无选择，只
有硬著头皮撒到底了。记得在一次演讲中，听众中有人问他有没有搞错老毛不育的事，
他却仍然坚持书里的说法。
李书的中英文版对照透露出来的蹊跷，恰能用上述假设来解释。例如，英文版中，毛写
给华国锋的条子是“act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s laid down”，似乎是“按既定
方针办”的翻译，而中文版却变成了“照过去方针办”。此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称在
英文版里是正确的，而中文版却错了。最重要的，是中文版的整个语境读起来就不象大
陆人写的。这语境是无法模拟的，必然会在翻译中丧失。比方说，我在本文第一部份里
用了“眼底眉梢都是笑，得意欲溢还住”。如果把它译成英文，让不熟悉毛诗的人翻回
来，就算他的中、英文再好，又有本事翻译成原样麽？
我对毛讲话的口气非常熟悉，如同林副一样，他的话非常有个性。例如他曾在七大上把
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大月经”。这种龌龊而又形象生动通俗、
投合农民的理解力与趣味的话，除了他有谁能想得出来？然而李书中文版的毛却根本不
是我熟悉的那根毛。因为毛的话无比生动，要李老忘记原话是不大可能的。问题只可能
出在别的地方。这个语境问题是一个微妙的整体感觉问题，难以准确指出究竟是哪里走
了味。总之，我的感觉是，读英文版，比读中文版更贴近真实的毛。这对於一个以中文
为母语的读者来说真是不可解的怪事。
更可笑的是，中文版中竟然出现“大被同眠”这种金庸小说里的话语（《鹿鼎记》），
让林克等人抓住大作文章，狠狠嘲笑了李老一通，说老毛从来就只兴盖毛巾被，何来什
麽“大被”？很难设想，一个在中南海最内圈度过大半生的人，临到老来却会写出这种
港台文人专用的轻薄调笑话语来。
这些问题，强烈提示中文版不是李老的原稿。的确，该书的扉页上标明它既有英译者，
又有中译者，英文版上标明了英译者是戴鸿超老，而中文版标明的中译者是李老，彷佛
原稿是用第三国语言写成似的。要解释这怪事，只能假设该书一共有三稿：李老的中文
原稿，戴老的英译稿，和某个（些）港台译者的中文译稿。戴稿是根据原稿译出的，所
以那些大陆行话译得比较准确。卖出的中文版是第三稿，它是根据戴稿译回来的，虽然
译得不错，然而不但丧失了大陆人的语境，而且甚至在某些行话上失真露了马脚，连中
央文革的全称都给译错了。
曹长青的文章证明了这个假设基本是正确的。原稿确实是中文，由戴老译出再由某个枪
手作了旨在提高“可卖性”的加工。定稿就定在英文版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审书
的人都是鬼子。至于中文版为什麽不用原稿，我的猜想是，原稿和英文定稿的整体结构
一定非常不同。李老不是专业作家，写出来的原稿肯定没有什麽“可卖性”，大概无法
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所以必须由专业人士作大幅度加工剪裁，甚至把素材打散了重新
组织。由於加工幅度很大，省力的事就是把英文定稿重新翻回中文来，而不是去用那面
目全非的原稿。而译者根本就不是李老，是不熟悉大陆语境的海外华人。大概出版社根
本就没把原稿给他（们），所以才闹出那些笑话来。
这个解释与以下事实相符：第一、据说该书给砍去了三分之一的内容。第二、据有才说，
李老和两位公子都说过：“把版权卖给蓝灯，剩下的一切都是人家来操办了，你就继续
写你的书发表你的演讲吧。”可见，李老没有参加第三稿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第三、根
据曹文，李老的中文稿写出后几年都卖不出去，可见商业意义上的可读性非常之低。第
四、根据曹文，原稿是一次性卖断的，而且连中英文版权在内才卖了区区五十万。出版
社给了这点钱后，再去找李老，让他把定稿翻回来并参与校对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
因为成书有了这些曲折，可以设想，蓝灯出於牟利的目的就在第二稿中搀进了作伪的成
份。为了消灭毛的私生子，他们那些医学外行就发明了用前列腺液代替精液的笑话，而
这样笨拙的作伪，无论李大夫的医术何等低下，恐怕也不会干出来。而为了让李老的回
忆覆盖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他们就把李老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隐身人。
这当然是没有直接证据的假设。然而因为作伪是无从否认的事实，所以剩下的就是谁来
负责，要麽是李老，要麽是蓝灯。我只能假定是后者，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早就说过，
多数人作案的动机都是为了金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找不到李老作伪的动机，而蓝
灯倒有充足的理由这麽干。
这其实也不奇怪。在资本主义国家，驱使媒体机构的主要动力是金钱。李书出现的这种
悲剧，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不合理的一面。象这样的严肃读物，根本就不应该让出版社
变成商品。本来人家也有预防此类弊病的机构，哈佛和普林斯顿的出版社就是干这个吃
的。健康的程序应该是先由学术出版社出版李老的原稿，然后李老再将版权卖给商人。
如果这样做，就既能为我们留下一本信史，又能普及该书，兼使李老和李两重的腰包充
盈。根据曹长青先生的文章，李老确实试过普林斯顿，却被余英时老有眼无珠地拒绝。
余老这麽作，可以说是对历史犯了罪。
“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於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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