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轰轰烈烈的阅兵准备活动中，中共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8月24至25日忽然在京召开。习近平在官方首次提出的治藏方略中称：“必须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而西藏之所以一直为西方世界所关注，似乎也是因为达赖喇嘛游走于国际政要之间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藏独大旗。在中共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之际，我们有必要去思考，达赖喇嘛是否是西藏问题的本质？如果达赖喇嘛不存在了，西藏问题是否还存在？
达赖与中共的矛盾由来已久
达赖是西藏问题症结所在？
从1959年达赖出走印度建立西藏流亡政府至今，达赖与中共的矛盾由来已久。中国政府和达赖对领土控制的斗争，伴随着各自对历史和当代事件的表述的斗争。双方（包括他们的外国支持者们）定期用带着高度感情色彩的词汇来描述历史事件，影响国际认知并为他们的事业赢得同情。历史是主战场，双方用政治辞藻不透明地修饰冲突的事实，以至事实含糊不清。有兴趣的观察者们被相互矛盾的控诉和反控诉淹没，即使是专家也极难不偏不倚、客观地评价该冲突。
西藏问题涉及复杂的中国内部与国际因素，1980年代以来，中共与达赖喇嘛的谈判对话，备受外界注目。因为谈判的议题及其背后的目标迥异，双方各执己见，一直没有进展。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西藏流亡政府依靠西方反中国势力，鼓吹“西藏独立”，暂停谈判。但1990年代后期及美国“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崛起，西藏流亡政府开始走下坡，达赖喇嘛不得不重新拾起“中间道路”，向中共“示好”，以求回复谈判。但是中共与达赖的沟通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国际间依然各说各话。
瑞典华人作家茉莉曾说，初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惊讶，西方人对西藏及其达赖喇嘛的认知，竟然与国内的官方观点是如此不同。被中国官方描述成“分裂祖国、剥削人民的最大农奴主”的达赖喇嘛，在西方人眼里却是具有慈悲和智慧的尊者与和平主义者。
中国官方宣传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旧西藏”，而西方人却认为是中国军队“侵略了西藏”。很多中国国内民众往往很惊讶：为什么西方人会同情和支持西藏？很多人也认为，达赖是造成今日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事实果真如此么？
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帖子或许可以部分解答上述疑问。这位留学生描述其留学期间查资料的经历时称。在查资料时只要在网上输入“Tibet”，跳出来的英文资料大多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而中国政府关于西藏的英文材料就少得可怜。
这是中国政府做得很不够的地方之一。长期以来，中共只会用陈旧的官方套话向国内民众以及国际社会讲述自己对西藏的主权，却不懂如何用国语语言向世界阐述自己的立场，以及自己治藏的成功之处。这也难怪外国人大多接受达赖14的言论，因为他们在网上也只看得到达赖的言论。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虽然如此，但是即使没有达赖的存在，西藏的问题也不会就此消失。否则也就不会有和西藏并列的新疆问题。所以，和新疆一样，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还在于中共的民族政策。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掌权后相仿苏联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十余年间相继成立5个自治区。相比国民党只承认满蒙回藏四个少数民族而言，中共允诺对少数民族的扶助政策，强调汉族在历史上对不起少数民族，要向少数民族还债、赔不是。虽然中国的宪法没有“愚蠢”到像苏联那样轻易地允许各加盟共和国可自决是否留在“苏联”中，但毫无疑问它也同时在进一步强化、固定民族的身份认同，并将其转化为政治上的现实利益。中共体制内学者胡鞍钢说，民族融合自然会有矛盾磨合的阵痛期，但不至于形成分裂，而强化民族识别便无疑在培养分裂主义的倾向。
而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在位时期更是将这条道路走得更远。有资料显示，当时胡耀邦视察西藏对汉族干部的作为很是不满，于是下令多数汉族干部撤出西藏，各少数民族地区闻风而动，中共影响力和控制力被实质性削弱。同时，伴随当时的政治空气松动、民族学校匮乏，新疆地下讲经堂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甚至成为此后不断挑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火种。至今，此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观。
不少人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没有归属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公平和国家统一。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诸如民族院校、民族中学、民族班等的设置，虽然从初衷上来说是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但现实却让他们陷入孤立的状态，更加封闭和小团体化。而广为人知的“两少一宽”，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更是激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今年5月，四川少数民族作家阿来对在此调研的中共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直言：“我不需要因为民族身份在工作中受特殊照顾，也不希望因民族身份而感到我不能在这个国家享受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认为，中国的民族理论60多年没有变化，是导致隔阂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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